“以史求治”是古代中 国明主贤君们带有“标志性”色彩的治国理念，其所指向的是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史学的需求，这种需求将史学与政权的生存、巩固、延续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统治者的“身家性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而成为“官方”关注史学、组织人力记事撰史的最主要同时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为《资治通鉴》“御笔”作序“赐名”，可以视为对这种政治需求的最好的诠释。但是，统治者对史学在政治上的需求，往往只局限于官方的史事记录和史书撰述等史学行为，对非官方史学的发展的影响并不大，其作用也十分有限。倒是普遍存在的“托物”“留名”以图不朽的心理需求，对非官方的史学活动具有更“普遍意义”的推动力，当然，这种心态对官方的重史行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世人常有的这种“留名”心态，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说过一段称得上是“直指人心”的话。他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史通・史官建置》）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这种“心态”在东汉以前似乎还不明显，但自东汉时起就变得日趋强烈了。东汉前期的著名学者王充在《论衡》中十分明确地表示，他所鄙夷的是那些虽居高位但“文德不丰”，因而“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的人；与此同时，他对因文德并茂而“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者，则十分推崇（《论衡・自纪篇》）。可见，王充不仅重文重德，而且对一个人是否能够“名传于千载”是相当看重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态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存在，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后汉 慎令刘君墓碑》中对东汉时人的这种社会心理有过准确描述：“人皆有亡，贵终誉兮；殁而不朽，垂 名著兮。”

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立碑述德”开始出现并日趋增多。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纷纷树碑以留名。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对于这种情况有所反映：“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也谈及这种现象：“自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托物”“留名”，即“托有形之物，欲垂无穷之名”（《集古录跋尾・后汉 郎中王君碑》）。一方面，人们希望将墓主的事功“记”在石碑这种不易毁朽的载体上，使其能够“千古留名”，所谓“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闻显于无穷”（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郭有道碑》），“身殁名存，永世慕思”（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司空文烈侯杨公碑》）。另一方面，立碑者也希望借此“附托”墓主而留名后世。赵明诚在《金石录跋尾・汉州辅碑阴》中说得明白：“自东汉以来，一时名卿贤大夫，死而立碑，则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因而，在东汉的一些墓碑上，就常常镌刻着数量可观的立碑者的姓名，如《 后汉杨君碑》碑阴题名者一百三十一人；《后汉杨震碑》“碑阴题名者一百九十人，其余磨灭不完者又十余人”；题名多者甚至达到近三百人，如《冀州刺史王纯碑》碑阴题名“文字完好可识者百九十余人，磨灭不可识者又九十余人”。而且，绝大多数碑阴题名者，“其人皆著州县邑里名字甚详”，可见其附托墓主而留名后世的目的非常明显。在这些立碑者中，不仅有常见的墓主的门生故吏之类，同时也不乏黎庶平民。如欧阳修《集古录》中所收《后汉残碑》，其碑阴题名者，只有姓名而“皆无官号邑里”，这些人就应是普通平民；又如赵明诚《金石录》收入的《汉蔡湛碑》，其碑阴题名者中“有故吏、贱民、议民、故三老、故处士、义民”等，这其中显然有平民。由引可见，当时留名后世的心态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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