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疏”，成为南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55页）

　　关于六朝礼学兴起的原因，宋代学者叶适有一段精辟的议论：“汉兴，而天下之人意其有在于《六经》，孔氏之所录者，于是《礼》、《易》、《诗》、《书》分门为师，补续简编之断缺，寻绎章句之同异，因而为言者又数百家。当其时，大合诸侯于石渠、白虎之殿，九卿承制难问，天子称制临决，莫不自以为至矣，而道终不可明。”（《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因此为儒学寻找符合时代要求的“道”成为六朝人长期的追求。与此同时，玄学的兴盛和佛教的普及为此追求提供了契机。  

　　六朝人一般认为儒释道三教殊途而同归，如梁人王规在《戒子书》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梁书・王规传》）颜之推也认为：“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尽管玄学、佛教在形上之道层面有高度的思辩智慧，但因其或倡无为或主出世，均无法成为治理社会的良方。而儒家礼学则被视为宗法性宗教的理论基础和宗法性传统宗教神学的重要内容（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载《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它与玄、释的会通可以帮助六朝人追寻具有传统色彩的形上之道。与此同时，礼学又能在以宗法社会结构为时代特征的六朝社会的治国之道中扮演重要角色。  

　　六朝偏安一隅，少数民族政权逐鹿中原并对南方虎视眈眈。政权存亡的危机感促使人们对自身文化传统加以反思。曾数次北伐希图恢复中原的名将桓温感慨曰：“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桓温传》）作为儒家忠实信徒的范宁更是视玄学及其倡导者为千古罪人：“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遂令人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晋书・范宁传》）  

　　尽管如上议论将玄学的风行与礼坏乐崩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六朝礼学是借鉴玄学重“情”的思想观念才得以自我发展的。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将玄学重情的思想已经表述得十分精辟。而作为文化功能层面上的礼学，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更是指导人在现实社会中成其为人的形上之道。正因为如此，礼学本身必须具有真情实感，才能实现其指导人生的作用，否则只会成为一种虚伪的道德规范。六朝人认识到情对礼学的重要性，故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东晋张凭云：“礼者，人情而已。”（《通典》卷一百三）干宝也说：“吉凶哀乐，动乎情者也。五礼之制，所以叙情而即事也。”（《晋书・礼志中》）颜之推曰：“礼缘人情，恩由义断。”（《颜氏家训・风操第六》）郭象言之最详：“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庄子・大宗师》注）礼学只有从孝悌所蕴涵的亲亲之情中寻求道德情感并涵融转化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主体在道德践履中的内在动力，才能使礼学发挥其“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功能。  

　　另一方面，属外来文化的佛教在南朝的广泛传播影响了儒学在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六朝人将儒学尤其是礼学与佛教思想加以会通，试图促成它们的共同发展。如前所述，六朝礼学的一个致命问题在于因“怀情相欺”而导致的礼文的虚伪。“怀情相欺”现象的理论基础无疑是性恶论，而“称情直往”在礼学领域必须以性善论为前提。“怀情”之“情”是自然感情，“称情”之“情”则是道德感情。礼学所依赖的必须是以道德感情为核心的性善论。从形上之道层面论证性善论者要推梁武帝，他以佛学语言解释礼学思想，“《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净业赋序》，《广弘明集》二十九上）。在梁武帝看来，人性的特征是静，只有心净才会使人性呈现为静，而心净还可以使人觉悟自身“佛性”（形上层面的全善之性）存在。只有证明了全善之性的存在，整个礼学思想体系才奠定了坚实的形上基础。这一努力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宋代理学的诞生，才标志着六朝人憧憬的儒释道三教会通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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