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之含义

“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尤以“史”字为关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1]可惜的是，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行。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并补充说：“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2]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六经亦不例外。但是，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张舜徽先生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3]特标出：“今日”二字，不以己意强加古人，比较客观。另外，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说见下文。

那么，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在《文史通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之政典也。”(《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即是：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可见，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政典”。钱穆先生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甚是。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 ’，上面‘ ’是一枝笔，下面‘ ’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钱氏还进一步论证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就特写了一篇文章名《史释》，正是解释这个史字。……他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如我们说现在教育部、外交部多存有许多档案，有些是教育部、外交部的职官必须时时翻阅的，此等档案叫做‘史’，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做‘史’”[4]。与钱氏意见相近者不乏其人，如吕思勉先生释为“凡之政典必为史官所记也”[5]，金静庵先生认为“古人于史官以外无著作，故掌于史官者，悉得称史”[6]，皆属此类。

然而，章学诚谓政典是史，意在强调“若夫六经，皆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他注重的是政典的功用，而非“掌于史官”这一外在因素，故尔上述诸氏解释不确。钱氏将政典释为档案，尤欠周详。在《史释》篇中，章氏指出，“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无异议也”，因为府史与其他五史“皆守掌故，而以法存之道也”。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府史与五史没有区别;事实上，无论从地位上还是从职能上来看，二者都存在重大差异。以地位而论，二者有“官”与“吏”之别：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以职能而论，其本质差别在于“卿士大夫(五史)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以卿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析，必曰史也。

这些论述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然而正是理解“六经皆史”命题的关键性文字。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章氏描述的周官旧制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吕思勉先生已对“其谓府史之史，亦即后世书吏，能备存掌故之委析”深表怀疑[7]。不过对本文来说，此点无关宏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章氏的论点，而不是其论据。

从上引几段话中可以看出，章氏把作为职官的“史”区分为两层，与此相应，他把史官所掌典籍也划分为两类，若用章氏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说，即撰述和记注。他曾指出，“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也正因为“记注有成法，而后可以撰述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书教上》)。在章氏看来，记注的目的在于“欲往事之不忘”，所以应该力求“纤悉委备”，而这一点只有依靠完备的制度才能做到。府史的作用就在于谨守固有之章程，保存帝王经世行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档案，“而不敢自专”，即不能丝毫以己意损益之。当然，档案必须加以分类整理才便于保存和查阅，这种“整齐故事之业”亦须府史进行，章氏所谓、有司具有成书”之书，当即是府史整理的“比次之书”。然而，尽管“道”就在这些档案之中，但由于“史守掌故而不知择”，这些档案的意义和功能还无法发挥出来，尚须由五史“推论精微”，揭示出内含于其中的道。此即所谓“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守其法”(《史释》)。这种道器合一的“典籍”，才是具有无穷功用的“政典”，才是章学诚心目中真正的“史”，“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之道的“撰述”。这一点章氏在《答客问上》中有明晰诠述：

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明著。”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

二、六经之地位

厘清了“史”之含义，对“六经皆史”命题存在的另一个严重误解就凸显出来。如果仅视“政典”为档案，则“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的逻辑推论就可变换为“档案是史，六经是档案，故六经是史”，这自然可以进一步推衍出“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科，即章氏所谓记注”的结论[8]。仓修良先生亦谓：“章学诚再三说明，‘夫子述而不作’，‘夫子未尝著述’，《六经》只不过是他删订而已。故《六经》是选辑，是掌故，是记注，而不是著述。”[9]这种说法不符合章氏本意，已如上述。金静庵先生似已意识到此点，故说“章氏所谓六经皆史者，不过档案之渐就整理者耳”[10]，强调了“整理”，惜仍视六经为记注，未达一间。

必须说明，将“六经是记注”的思想加之于章学诚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误解，而是关涉到章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大问题。侯外庐先生谓章氏“六经皆史”论“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仓修良先生同意此说，并谓“‘六经皆史’说的出现，说明了(正统与反正统)这两种思想斗争达到了高峰”[11]，恐皆出于上述误解。余英时先生亦极重视“六经皆史”之说，认为此说“是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继‘经学即理学’(顾炎武语)以后一项最大的突破”，意义主要有如下几项：一、首先要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二、六经中所可见者，只是三代官师未分那一阶段中道的进程，三代以后的道，则不可能向六经中去寻找。三、六经已不足以尽道，而经学家从事考证训诂复不足以通经，则其去道之远，可以想见。四、六经既不足以尽道，遂进而有“文史不在道外”之说。五、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历史了[12]。余氏条分缕析，心细如发，然笔者对其结论不能无惑。纵观《文史通义》，章氏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

章氏认为，史之功用在于体现、弘扬“道”，因而特著《原道》对“道”加以界定和阐述。他写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这段话是否说明章氏具备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姑置不论，但他主张“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而非有所容心”，则论思甚精，与王夫之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他又认为，道的显现和对道的认识到了一定时代就必然达到完备状态，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就是周公的时代：

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原道上》)

这固然也是“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但毕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故曰：“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同上)。

“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同上)。孔子之圣，并非逊于周公，但他“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易教上》)，故“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以“明教于万世”(《原道中》)，故亦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学周公而已矣”(《原道上》)。前已指出，章氏心目中的“史”乃是据档案著成的体现“帝王经世之大略”的“撰述”，而《六经》乃孔子深知“空言不可以教人”，取以“明之道”之书，故可以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之政典也”(《易教上》)，故可以说“若夫六经，皆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同上)，故可以说“六经皆器也”(《原道中》)。对于后代人来说，“不见，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同上)，只能诵读《六经》，因为“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诗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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