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坐书局北窗下校印书数纸罢，视日向晡矣。”晡即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这位勤奋工作的书局职员不是南通人而是韩国著名诗人金泽荣。金泽荣（１８５０～１９２７），字于霖，号沧江，另号韶生、云山韶堂主人，晚年又称长眉翁。韩国京畿道开城郡（旧名嵩都，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开城市）人。与李建昌１８５ ２～１８９８、黄１８６５～１９１０、姜玮１８２０～１８８４并称为韩末四大古文家。他年轻时读我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书，领悟到唐宋派散文的雄奇精妙，说：“读归有光文读之忽有所感，胸膈之间犹若砉然开解”从此坚定了走古文派文学之路的信念。后来他又说，我为文喜好韩愈、苏轼、归有光，为诗喜好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王士，可见中国文化对金泽荣的影响之深刻。金泽荣在１８９１年（韩光武帝二十八年）会试中进士，先后任职议政府主事编史局、中枢院参书官兼内阁记录局史籍课长、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等。这些部门看似文化闲职，却对国家命运非常敏感，因为在编撰教科书等等工作中，日本已经强迫他们为其侵略行径辩护。１９０５年，日本又悍然在汉城建立宪兵司令部。金泽荣不愿当亡国奴，毅然携妻子踏上流亡中国的道路。

　　翰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１９０３年在南通创办的中国近代早期印刷出版机构。因书局选址在半芜的园苑――西园，取唐诗人张说“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句，名为翰墨林印书局。张謇在制定书局章程时说，办印书局是“私益之义少，而为一方学术公益之义多。”不仅编印教材、账册，而且刊印学术著作。为适应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了《日本宪法》《英国国会史》之类书籍。张謇建议延聘外国学者和遴选中国“文笔优长”且能通外国语者到书局工作，金泽荣是书局聘请的最佳人选。 一、在朝鲜结识张謇，到南通投奔张謇

　　金泽荣和张謇的交往始于１８８２年（光绪壬午，韩光武帝十九年），当时清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之邀，派遣庆军统帅吴长庆率部赴朝协助平定军乱，张謇作为庆军幕僚随军出征。来华请援的领选使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洵卿）和张謇在谈论诗词时介绍了金泽荣。张謇后来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件事：“往岁壬午，朝鲜乱，謇参吴武壮军事，次于汉城……金参判允植颇称道金沧江之工诗，他日见沧江于参判所，与之谈，委蛇而文，似迂而弥真，其诗直窥晚唐人之室，参判称固不虚。间辄往返，欢然颇洽……”张謇曾赠金泽荣三方福建印石和二块徽州松烟墨。金泽荣也到清军驻地拜访过张謇，他在自撰《年略》中写道：“（壬午）八月会清人张季直于清军中……笔谈数十牍……极欢而罢。”金泽荣非常倾慕张謇，赋诗赠别：“……大地摇荡无昼夜，高帆映日张生来，吴公幕下三千士，借箸运筹须汝才……”“壬午之役”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在对外战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张謇协助吴长庆运筹帷幄，出奇制胜，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并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壬午东征事略》《乘时复规流虬策》等文章，主张清政府持强硬态度以阻遏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因此赢得了朝鲜许多有识之士包括金泽荣的尊敬。

　　金泽荣在来中国之前，给张謇写了一封信。“与吾子别，今已二十三年矣……得人知己，自古所难，以仆不肖，窃尝奉吾子知己之言也，至今未尝暂忘于中，此生此世夫复何幸，亦复何求，将朝暮投劾航海而南从吾子于山椒水曲之间以与吾子对论文史，忽焉忘世……”

　　金泽荣在设在上海的通州大生实业公司账房拜访了张謇。张謇后来记述道：“……甲申既归，遂与沧江睽隔，不通音问。阅二十年，忽得沧江书于海上，将来就我，已而果来，并妻孥三人，行李萧然，不满一室，犹有长物，则所抄申紫霞诗稿本也。”匆匆逃亡，别无他物，作为学者最珍贵的莫过于典籍和文稿了。金泽荣在《自志》中说：“……遇季直言曰，此身区区学殖，资于中国之圣人，所谓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者也。嗟乎，吾纵不能生于中国，独不可葬于中国乎！”张謇果然不负老友，他同情金泽荣的不幸遭遇，并且敬重其人品、文品，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金泽荣，并且为他作了长远的计划。张謇希望金泽荣任沪报社主笔，但他推辞说，“一个逃亡之人怎么敢和中国的士大夫们议论天下事呢！”正值翰墨林书局初创，需要人才，张謇便安排他到通州翰墨林书局做编校。 二、与俞樾、梁启超、屠寄、严复、郑孝胥的交往

　　金泽荣从汉城出发，到上海登陆后先去苏州拜访俞樾。在来中国之前，金泽荣给俞写了一封信，“极道仰慕之诚并以诗文数篇见示”，俞当时已是８５岁高龄，仍赋诗二章答之，“已感深情传缱绻，更惊健笔擅纵横”，“莫惜缘悭难觌面，好凭鱼雁话平生”，并以《春在堂全书录要》一册寄之。金寄诗文稿给俞，俞也将自己的文集录要回赠。两人年龄相差２９岁，以文会友，金对俞是崇敬仰慕，俞对金是赏识提携。应该说金泽荣得到俞樾的赏识是促成他流亡中国的重要原因。俞是清末著名学者，得到他的认可，也就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可，金泽荣以文章报国，以著述为业，这一点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奉和俞曲园先生》诗中说，“远海几回劳梦寐，尺书难得罄衷情。玄亭载酒他时约，预嘱阳侯送棹轻”，诗书往来，岂能倾诉情怀，还是相约会面时共诉衷肠吧。

　　金泽荣请俞樾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俞樾后来写道：“……余读其文，有清刚之气而曲折疏爽，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词，殆合曾南丰王半山两家而一之者。诗则格律严整似唐人，句调清新似宋人。吾于东国诗文亦尝略窥一二，如君者，殆东人之超群绝伦者乎。”（俞樾《沧江全集序》）金泽荣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俞樾寄来的序文，“……及余辞归沪而序文至，则距请不过五六日，盖其年已极隆而精力之不衰者如此，而序中所论所赏多有令人感动者，实余文字游世以来数十年所不几值也。”（《挽曲园先生》）扶杖见客已是礼遇，应允作序更属难得，何况仅五六天后序文即寄至沪，俞樾是声名卓著的学者，金泽荣得知遇之恩矣。“大作敝稿序，平驯有韵而成又甚速，孰谓先生已耋也哉。诗文之评俱极精深，使人油然有感。”（《答俞曲园先生樾书》）

　　梁启超也是金泽荣敬重的中国学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刊》时，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金泽荣自署“中华新民”，应该说是受了梁的影响。梁启超说康有为“于中外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他本人也立志“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金泽荣在中国找到了以文报国、以史报国的知音，他委托张謇请梁写序。梁启超在《丽韩十家文钞》序中说：“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这里说的“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金泽荣在《明美堂集》序中也说，“自古人国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和梁启超的思想何其相似。金认为“委巷辁士，官府小吏之所记录，皆足为亡国之遗宝”，这是他对整理、保存民族文献的态度，著述、修史都是以文章报国。因此他定居南通不久，曾返回国内搜集资料，“一部阳秋狂妄计，归装辛苦聚遗书”，他剃发换装妆成中国人，以避开当局的搜捕。金泽荣和梁启超的会见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南通，梁启超应张謇之邀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七次年会。金已年逾古稀，仍亲往拜访，有《梁任公至南通余访见之明日有赠》诗，“一朝欢喜逢名士，千古归来有此时”，“泰山文望昌黎氏，泽潞兵谈杜牧之”，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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