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贾谊:汉代儒学的一个阶段
陆贾与贾谊:汉代儒学的一个阶段,摘要:春秋以降,学术百家殊方,虽互相辩难,然亦皆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战
摘要: 春秋以降,学术百家殊方,虽互相辩难,然亦皆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战国之季,《荀子》、《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韩非子・显学篇》以及《易传》所代表的各家学派,都趋于总结综合的道路,而儒学渐成主流。汉初,学术传衍未断,“一”于一家的精神相沿不绝。陆贾、贾谊承儒学之要,采获各家,造新汉代“新儒学”。他们的思想本同而末异,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董仲舒,儒学发展成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始完成此一波的学术整合。陆贾与贾谊的思想,前承周秦之季,后开董子新风,实为汉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关键词:儒学 陆贾 贾谊 思想史
一 周秦之季的学术综合
周自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持国命”,学术散于四野,遂有诸子之学,其可观者乃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道、法、墨、阴阳为世之显学。诸子驰说列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皆欲取合诸侯。是故儒墨互绌,儒道相非,儒法互克。然而,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诸子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与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的社会思潮达成了默契。
战国中期以降,“一”的思想成为诸子的共识。 孟子最早提出了这个思路。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难时,说“定于一”[3]。这个思路不仅要求思想的“一”,还要求“一”天下。《吕氏春秋・不二篇》曰:“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4]其《执一篇》也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5]在“一”的思潮下,诸子走上了学术综合的道路。这种学术的综合,是以自家学术为体,兼采他家;而且,是在与他家的相非过程中完成这一综合过程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荀子》、《易传》及《吕氏春秋》中可以窥见。
韩非子融法术势于一体,集法家之大成,使法家思想达至极致。“道生法”,韩非子“归本于黄老”[6],以《喻老》、《解老》发扬老子思想,进而吸取了其自然天道观、的否定论、仁义无是非论。不仅如此,韩非子于他家亦有采获。《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述其学术支流甚祥,然亦讥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学缪行同异之辞”[7],因而黜儒墨以倡耕战、行赏罚、明法度。其实,就其思想传统而言,其于儒墨,也是相反相成。韩非子为荀子门生,其思想受荀卿影响自不待言。尤其是荀卿之唯物论,承认分、辩、别、养之“礼”论,认识事物之“参验”思想,以及性恶论和积习说,皆深刻地影响了韩非子的思想。而韩非子思想源于墨子者,一在于名理之承继,二在于其强调非命强力、贵贱无常[8]。诸子相灭相生,此可力证不诬。
《庄子・天下篇》概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书亦在战国之末,距荀韩之时不远。其总结各家思想,亦主张“一”的思路,“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篇》点评墨子、宋尹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惠施桓公孙龙诸派,是是非非,深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为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以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欲发明“内圣外王”之道,须“一”于儒学。所以其言君子,乃“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其述《六经》,“《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9]。意在说明体现在儒家经典《六经》中的理论,是最高最完美的理论。以故,《天下篇》是在道家术语下,全面阐述了儒家的观点[10]。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荀子之意,“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1]。所以,荀子非它嚣、魏牟、陈仲、史、墨子、宋、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认为其虽“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然而亦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12]。是故,荀子对各家也非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承认各家也是各有“有见”。“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13]如此,荀子在儒家基础上,吸取道墨名法特别是道法的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和充实,集先秦思想之大成。所以,傅山说,荀子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14]。
关键词:儒学 陆贾 贾谊 思想史
一 周秦之季的学术综合
周自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持国命”,学术散于四野,遂有诸子之学,其可观者乃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道、法、墨、阴阳为世之显学。诸子驰说列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皆欲取合诸侯。是故儒墨互绌,儒道相非,儒法互克。然而,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诸子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与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的社会思潮达成了默契。
战国中期以降,“一”的思想成为诸子的共识。 孟子最早提出了这个思路。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难时,说“定于一”[3]。这个思路不仅要求思想的“一”,还要求“一”天下。《吕氏春秋・不二篇》曰:“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4]其《执一篇》也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5]在“一”的思潮下,诸子走上了学术综合的道路。这种学术的综合,是以自家学术为体,兼采他家;而且,是在与他家的相非过程中完成这一综合过程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荀子》、《易传》及《吕氏春秋》中可以窥见。
韩非子融法术势于一体,集法家之大成,使法家思想达至极致。“道生法”,韩非子“归本于黄老”[6],以《喻老》、《解老》发扬老子思想,进而吸取了其自然天道观、的否定论、仁义无是非论。不仅如此,韩非子于他家亦有采获。《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述其学术支流甚祥,然亦讥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学缪行同异之辞”[7],因而黜儒墨以倡耕战、行赏罚、明法度。其实,就其思想传统而言,其于儒墨,也是相反相成。韩非子为荀子门生,其思想受荀卿影响自不待言。尤其是荀卿之唯物论,承认分、辩、别、养之“礼”论,认识事物之“参验”思想,以及性恶论和积习说,皆深刻地影响了韩非子的思想。而韩非子思想源于墨子者,一在于名理之承继,二在于其强调非命强力、贵贱无常[8]。诸子相灭相生,此可力证不诬。
《庄子・天下篇》概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书亦在战国之末,距荀韩之时不远。其总结各家思想,亦主张“一”的思路,“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篇》点评墨子、宋尹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惠施桓公孙龙诸派,是是非非,深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为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以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欲发明“内圣外王”之道,须“一”于儒学。所以其言君子,乃“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其述《六经》,“《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9]。意在说明体现在儒家经典《六经》中的理论,是最高最完美的理论。以故,《天下篇》是在道家术语下,全面阐述了儒家的观点[10]。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荀子之意,“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1]。所以,荀子非它嚣、魏牟、陈仲、史、墨子、宋、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认为其虽“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然而亦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12]。是故,荀子对各家也非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承认各家也是各有“有见”。“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13]如此,荀子在儒家基础上,吸取道墨名法特别是道法的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和充实,集先秦思想之大成。所以,傅山说,荀子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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