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根与花

文化与非文化（自然事物）的区别，乃在于文化是人类的产物，因而它的基础是人类特有的本性，即人类超越自身之自然属性的那一部分本性，也即“异于禽兽”的那种尽管“几稀”却很实在的“人性”。[1]例如，人的社会性体现的是人在谋生方式上的非自然性（不象禽兽之谋生方式具有本能性的直接性）；[2]人的知、情、意之无限多样性体现的是人在生存状态上的非齐一性（不象自然事物那样具有规律性和齐一性）；而人通过符号或象征体系来进行活动的方式，则体现了人超越当下直接的自然事物的倾向和能力。[3]这种超越性更表现为人类能意识到自身之相对性和局限性，意识到自身之不完备性和未完成性，意识到自身对外在条件的依赖和同内在矛盾的纠结，因此而有超越自我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趋势。正是人的这种超越性，这种基于经验又不止于经验的趋势，走出自身摆脱自然的趋势，走出有限向往无限的趋势，走出当下向往永恒的趋势，走出相对向往绝对的趋势，促使人运用理性的工具和社会的协作，实现认识情感和意志诸方面无尽的追求，从而造成了广义的象征体系（从美术的线条到哲学的概念，从语言的使用到社会的运作）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如果说文化象一条河，那么这种超越性就是它的源。作为过程的人类和作为趋势的人类，凭借这种超越的动力而创造了奔流不息的文化长河。

人类超越的指向有近有远、有低有高、有浅有深，而其最远、最高或最深者，即其视为自身之根源与归趋者，乃是宗教学所谓“神圣者”或“终极者”，也就是在不同的象征体系中用不同的名字所称的神或上帝。[4]人类超越自身超越自然趋向永恒趋向无限的倾向，集中反映为关于神或上帝的观念和信仰，所以这种观念和信仰的体系即宗教，也就成了人类超越性的集中表达。这就难怪文化的诸形态（如哲学、科学、美术、 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甚至政治、伦理等等）在其发生时期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性质，甚至孕育于宗教母体之中。如果说文化象一棵树，那么这种上帝观或宗教性就是它的根。作为人类超越性表现的上帝信仰，作为人类价值和精神载体的宗教观念，凭借这种精神的孕育力量而构成了不同文化之树的共同根基。

文化的生长是一个在分化中发展的过程。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等等脱离宗教的过程，也就是它们迅速发展的过程。但这恰如树木的分叉和枝叶的伸展。一方面，这种分叉和伸展带来的满树繁花格外引人注目；另一方面，这些花朵与其根基的关联却常常为人忽略。本文的宗旨，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是要就中国文化之树上的一朵花――儒学，与中国文化之树的古老的根――“天帝”观念的关系，来谈谈现代儒学“返本”应取的路向。

一、儒学与“天帝”观

一般学者都承认“天道”是儒学的主要观念。但主张儒学与古老的“天帝”有关联者鲜有其人。在我看来，“天帝”可以说是儒教的观念，但又不仅仅是“儒”的观念，而是中国古人超越性的集中表现，是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最基本的“原型”。[5]

我所谓儒教，非反映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6]关于这种宗教体系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关于它同儒学的关系之密切足以称之为儒教，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作了一些说明。[7]在此且作一点补充，说说为什么一种远在 孔子之前的宗教可以称为儒教。

这个问题对汉语学术界来说，相比于西语（如英语）学术界来说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在汉语中，“儒”不等于“孔”。[8]“儒”，本来就指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有具体宗教功能的人（《说文・人部》释“儒”曰：“儒，术士之称”）。他们所擅长并用以“教民”（据郑玄注《周礼・天官・太宰》）的诗书礼乐具有很明显的宗教性质，尤其是贵族行“礼”。所以，世界上既有萨满教和教等宗教名称，同理，儒教作为宗教名称并不显得突兀。而且，我也认为把这种宗教称为“孔教”是不恰当的，因为“孔教”之称易使人认为孔子是它的创立者。至于“天帝”观念之早于孔子，更不碍它可被称作儒教的观念，正如“上帝”观念之早于耶稣降生，并不妨碍它可以成为基督教的观念一样。基督教的《新约・约翰福音》甚至直说：“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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