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是标记家族系统的称号。本来，“姓者统其祖考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所自分’，二者不是一回事。但是，秦汉以后姓氏合一，统称为“姓”。这里所说的“姓／姓氏”，指的就是这种合而为一的姓。

    如果把人名视作私名，那么姓氏可以称为公名，即群体之名。正因为其涉及群体，所以，作为汉人必不可少的称号，姓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是相对的。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许多更改姓氏的现象。下文要说的，是出于避忌的目的而不得不更改姓氏的现象（以下简称“避忌改姓”现象）。
    一、避忌改姓的具体原因
    在文化深层上，避忌改姓的现象反映了汉人对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调适。所谓避忌改姓的原因，就是这种调适的具体表现。这些原因有三大类型。   
    （一）因避讳而改姓。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这叫做避讳。姓氏用字自然也存在因避讳而更改的现象，这有三种情形  
    因避君主讳而改姓  这是最为多见的避讳改姓现象。例如慎姓因避宋孝宗赵（同“慎”）讳而改为真姓，桓姓因避宋钦宗赵桓讳而改为亘姓等。宋太祖名赵匡胤，其双字名导致了两个姓氏的更改：匡姓改为主姓，后又改为康姓；胤姓改为嗣姓。 
    因避尊长讳而改姓  不仅对君主要避讳。对君主的长辈、配偶也要避讳，这就是本文所谓避尊长讳。这种避讳导致的改姓现象并不多见。例如庆姓因避汉安帝之父刘庆讳而改为贺姓，玄姓因避宋太祖之父赵玄朗讳而改为元姓，渝姓因避汉景帝皇后阿渝讳而改为喻姓等等。
    因避圣讳而改姓  即避圣人名讳改姓：丘姓因避“至圣”孔丘之讳在清雍正年间改为邱姓。
    上占不避嫌名，与君主或尊长名字音同或音近的字并不避讳。西汉时期始避嫌名，这也导致了一些避讳改姓现象。例如荀姓因避汉宣帝刘询嫌名而改为孙姓，勾姓因避宋高宗赵构嫌名而改为苟姓等等。 
    从上文可以看出，避讳改姓主要是避君主讳、避尊长讳。避圣讳仅一见，“武圣”关云长的名讳并没有导致避讳改姓现象。可见，避讳改姓主要是对当时的权势者名字的回避。这反映了封建王朝控制社会的权威：某些文字符号成为君主及其亲属的专用符号，黎民百姓乃至大小官员是不可僭越使用的。  
    （二）因避祸而改姓。避祸，即回避种种原因导致的祸患。在封建社会，如果某家族成为的对象或追杀的目标。那么隐其姓氏换用新的“公名”无疑是最好的回避手段之一。这就是所谓“避祸改姓”。这有两种情形：      
    因避来自封建王朝的而改姓  例如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回避楚平王而逃到吴国，其子改为王孙氏逃往齐国，其中一支又改为五姓。明太祖朱元璋后代的一支，在清初回避杀身之祸，不得不改为李姓。 
    因避来自仇人的追杀而改姓  例如木姓的一支因避仇杀而改为沐姓；五代时五审知所建闽国灭亡之后，其子孙因避仇杀，分别改为游、沈、叶姓。春秋时宋大夫仇牧因刺杀国贼宋万不成而被杀，其子孙为避宋万追杀而改为裘姓。
    （三）因避免不良联想而改姓。对姓氏可能产生的联想意义，古人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因此既存在以受封国名、官名为姓的宋、郑、司马、乐正之类，也存在以技为姓的匠、陶、巫之类。随着字义的发展和人们对姓氏联想意义的注重，为避免不良联想而改姓的现象也出现了，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这有三种情形：   
    因回避原姓氏用字所具有的不吉义项而改姓  例如古代祭国的子孙“以国为氏”，而姓祭，后来因为“祭”的意义不吉利而改为訾姓。商相咎单之后人为咎（今音gao)但咎的另一音（jiu）有“灾祸”义，故咎姓改为昝姓。 
    因回避原姓氏用字读音带来的不好联想而改姓  例如余与蛇同音，在湖北黄冈方言中，“蛇”具有不良联想意义而属丁清晨的禁忌语词，因此当地将“佘”，改读为“喜”。这个读音在当地己固定下来。
    因回避本姓氏某人作恶带来的耻辱而改姓  据《英山县志》(中华书局1998)载，毕升的后代有人私铸通宝犯罪，其在英山的族人因蒙受耻辱而取繁体毕字上部改为田姓，因而毕升的故乡湖北英山县至今多田姓而少毕姓。又，春秋时鲁桓公之子共仲，其后人为仲孙氏。因犯有弑君之罪，仲孙氏遂改为孟孙氏，后来成为孟姓的一支。这都属于因回避耻辱而改姓之类。  
    以上我们将避忌改姓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避讳、避祸还是避免不良联想，其目的都是避害：犯讳、罹祸、不吉利的公名，显然都意味着灾难。避害是人类的本能，是对主客观世界的主动调适。

    二、避忌改姓的具体方式
    姓氏是群体认同的标志，也是图腾符号。而避忌改姓为不得已为之，其中难免掺入对“图腾符号”的留恋。所以，更改后的姓氏与原姓氏大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出避忌改姓的具体方式。这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一）换用与原姓氏字形相关的汉字。这有四种情形：
    加减笔画  即在原姓氏用字的基础上增减少量笔画变为另一个姓字。例如：师禺在晋任尚书，因避晋景帝司马师之讳，将师姓去一横改为帅姓。其他如也姓（其一支来自蒙古瓦刺部首领也先）改为乜姓，咎姓改为昝姓，皆为加减笔画构成。  
    增减偏旁  即在原姓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某偏旁以构成另一姓字。例如春秋时谭国国君之后逃亡于齐国，以国为氏姓谭，后避仇去言字旁为覃。其他如汉代疏广之后人因避王莽之乱，取原姓右部为束姓，鲍姓的一支因避王莽之乱去鱼为包姓，儿姓因避仇加单人旁为倪姓等等。皆属此类。 
    拆字析姓  这包括两个次类。一是拆字。例如敬姓因避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讳而析姓为二，分别改为苟姓和文姓。二是析复姓为单姓，例如端木子贡之后，因避仇杀而分别改为端姓和木姓。复姓淳于的一支因避唐宪宗李纯之讳而改为丁姓，亦属此类。   
    变换字形  即调整原姓用字中偏旁的位置。例如岳飞被害后，其后代的一支逃到安徽涡阳、辽宁吕图等地，将‘岳’字的两偏旁互换位置（上“山”下“丘”）为姓。此类更改姓氏的方式极少见。

   （二）换用与原姓的意义或与其先人的名号等相关的汉字。这也有四种情形： 
    换用与原姓同义的汉字 例如姓因避汉元帝刘奭改为盛姓，恒姓因避宋真宗赵恒讳改为常姓，彻姓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为通姓。与盛、恒与常、彻与通的意义分别相同。  
    换用其他与原姓意义相关联的汉字  例如籍谈的后人在楚霸王幕下任职，因避项藉讳，其一支改为席姓；庄姓因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为严姓。“籍”通“藉”，有“垫”义，与“席”意义相关；庄（庄重）与严(严肃）亦意义相关。  
    换用先人的名字、封号用字等  例如籍谈的后人避项籍讳，其一支改为席姓，而另一支则以籍谈之名为姓；是为谈姓。岳飞子孙的一支避难丁湖北黄梅，以岳飞的封号（鄂王）为姓，是为鄂姓；姬姓因避唐玄宗李隆基嫌名改为周姓，是以其姓所建的古朝代名为姓。   
    换用与避难有关联的事物用字  例如夏后氏帝相失国，其妃有仍氏女怀有身孕，从窦（洞）中逃出，后生少康，子孙以窦为姓；袁绍兵败丁官渡，其子互相残杀，其一支逃到衡山，遂以逃难的落脚点地名“衡”为姓。 
    （三）换用与原姓音同、音近的汉字。这有两种情形：   
    换用与原姓音同的汉字  据湖北浠水县《闻氏宗谱》载，宋景炎二年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其族人的一支逃难至“蕲之兰溪驿”（今湖北浠水县境内），改文姓为同音的闻姓（闻一多为此家族成员）。又，理姓的一支因避难改为同音的李姓，亦属此类。此类不多见，大概与避嫌名现象的存在有关。 
    换用音近的汉字  例如汉代鞠谭的后人因避难而改为麴姓；简姓的一支因避讳而改为检姓。鞠与麴、简与检分别音近。其中简、检二字今音同，但在占代只是音近而已，例如在中占简为山摄二等字，检为咸摄三等字，并不同音。
    （四）改换原姓氏的读音   
    即不变姓氏的字形而变其读音。例如三国时甄姓因避孙权之父孙坚之嫌名（时“甄、坚”同音），就改读“甄”为“真”。前述读“佘”为“喜”亦属改换原姓氏读音类。 
    从以上的列举中不难发现，因避忌而改姓的手段虽然很多，但是，更改后的姓氏大多或与原姓氏的形／音／义有联系。或与该姓氏先人的名号／封地等等有联系。这反映了在更改姓氏这种不得已的“公名”替换行为中，人们的图腾意识和不忘所自的心态。
    三、从时空的角度看避忌改姓的现象
       （一）避忌改姓与姓氏的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汉人的许多姓氏消亡了。其中有些姓氏例如前述咎姓、祭姓的消亡显然是由于避忌改姓的原因。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现象，大多数姓氏并不会因为避忌改姓而消亡。在前两节的讨论中，我们多次使用了“某人的后人”，或“某姓的一支”改为某姓之类的文字，这说明从共时的角度看，许多避忌改姓现象涉及的只是该姓氏的部分人，其他人并无改姓现象而依然维持着该姓氏的存在。从历时的角度看，有些姓氏更改后也存在恢复原姓的现象——当避忌的需要不复存在时。例如三国时魏国将军牛金，其子孙为了避仇而一度改为姓，持续了300年左右。到南北朝末朝，允在魏王朝任侍中，又通过皇帝赐姓的途径改回牛姓。可见，避忌改姓现象不会导致姓氏的大量消亡。
       （二）相对稳定的避忌改姓与临时的、小范围的避忌改姓。以上讨论的避忌改姓现象，应该说都是相对稳定的、为大众所接受的现象。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着少量临时的、极小范围存在的避忌改姓现象。这类现象大多与禁忌语有关，可以分为三个次类： 
    特定地方的临时避忌改姓  由于某地方言中某些姓氏可能跟不吉利的字眼同音，因此存在小范围内的临时避忌现象。例如湖北部分地方没有翘舌音声母，普通话翘舌音声母的字大多读为相应的平舌音声母，这就导致了“史、死”同音。因此，当地面称史姓往往用与“死”意义相反的“活”（与“贺”同音），在农村春节期间尤须如此。背称则一般无此避忌。这种现象存在地域很小，在“史、死”不同音的地方不大可能存在。  
    特定时段的临时避忌改姓  在特定的时段，有些字眼是不宜说出的。鲁迅在《祝福》中叙写的春节期间不能说“死”而只能说“老了”之类的禁忌语，就是其避忌的实例。如果姓氏与不吉利的字眼同音，在特定的时段内自然也须避忌，也须临时改换一种说法。例如“龙”在鄂东北部分乡村早餐之前为禁忌语词，如果要提及与之同音的龙姓，则要改说“溜子”，(黄冈的回龙山在早晨被称作“溜子山”、“回溜子山”）。其余时间则无此避忌。  
    特定行业、团体的临时避忌改姓在某些行业和团体中，存在着特定的语。如果姓氏与之同音，自然也须临时换一种说法。例如船家忌讳“沉”，因此川剧《秋江》中老艄公不说与之同音的程、陈、成等姓，而称之为“老炎”，区别三者的替换词语分别是“禾、口、耳东、翘脚儿”。这种避忌改姓现象只存在于极小的圈子里，其他行业是不会如船家般忌讳“沉”的。帮会中的隐语具有保密作用。而失密是很忌讳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帮会成员必须使用隐语以避免麻烦。因此，帮会中关于姓氏的隐语也可以归入此类。这里将从前洪门中关于姓氏的隐语略举数例：
     张——跳伙的，李——子伙的
      赵——走伙的，钱——银伙的
    周——沙伙的（洲），吴——遮伙的（捂）辛亥革命前夕，武汉的革命党人就曾向洪门中人学习过此类隐语。
      无论是特定地方的避忌、特定时间的避忌，还是特定行业、团体的避忌，其所导致的改姓现象都具有临时性或小范围的特点，与第一、第二两节所举的姓氏避忌现象不同。但是，这类避忌现象与前述避忌现象一样，其所更换的关于姓氏的称谓与原姓大多有着形(成——翘脚儿，李——子伙的）、音（周一洲一沙伙的）、义（钱——银伙的，史——活）等方面的联系。
    最后要说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避忌改姓现象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前述相对稳定的避忌改姓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不大，惟有临时的、小范围内的避忌改姓现象在部分地方残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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