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姓氏源流与文化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时期阶段
姓氏是生命个体的符号标志,又是一种特殊的、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姓”“氏”在今天看来是同一个概念,而实际上“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2]“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3]“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同,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4]邢福义先生认为,姓氏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孕育阶段、旧制阶段、新制阶段。
(一)孕育阶段,指夏代以前
现代中国人都自诩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公认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实,炎帝神农氏和皇帝轩辕氏是传说中的两大部落集团领袖,这两大部落联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再有共工氏、太昊氏、祝融氏等部落,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共同构成了以后华夏民族的主干。“龙”在甲骨文中是一个飞腾的形象,它集各种动物于一身:牛的嘴、鹿的脚、鹰的爪、鱼的鳞、蛇的身、鱼的尾。传说它有很多其他动物没有的本领,能上天入地,能腾云驾雾,能深入到深水潭中,所以“龙”成了人们理想化的形象,人们对它产生一种崇拜和敬畏,把它作为部落的图腾。于是,这些始祖的名字和部落的图腾便成了部落的代号,也就是原始的“姓”。但这些“姓”与今天的姓氏制度显然不同,它并不标志纯血缘关系,不是家族的代号。这一点在摩尔根的西方近代学说中可以得到印证,“我们祖先萨克逊人直到被诺曼人征服时,还只有个人的名字,而没有代表家族的姓氏。”
姓,由“女”和“生”组成,这个字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出华夏民族姓氏的来源。姓,《说文解字》曰:“人所生也。”《国语·晋语四》曰:“凡皇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指的就是母系不同者即不同姓。这一时期属母系氏族社会,“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及时生育下一代,并把他们哺养成人,这一点对族群的繁衍、部落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女性在当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就把部族女首领的“姓”作为自己部族的代称,所以中国最早的姓差不多都带女字旁,如姬姓、姜姓、姚姓、姒姓、妫姓等。
关于姓的起源,充满了离奇的神话色彩,反映了上古先民们对于生命起源的原始认识,开始出现朦胧的文化意识。这一时期,属于姓氏的滥觞,没有形成以家庭为社会细胞的宗族关系,更没有形成稳定的世袭君主制度。
(二)旧制阶段,指夏代到周代
由于生产劳动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家庭形成之后,以姓为标志的母系氏族社会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所替代,自周朝实行分封制,对王室弟子或功臣大肆分封,这些诸侯国的名称后来就变成了氏的来源之一。氏并不是用来表明血缘关系的,而主要是为“明贵贱”,氏代表了一定的身份、地位,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地位低的人是只有名没有姓的。“上品无寒门”,在科举制度之前,选拔官员就是凭借姓氏贵贱及家族出身的。“秦晋之好”在当时也实际上是指王公贵族间的政治婚姻。
如果说,姓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母系族属所共同的符号标志,那么,氏就是源于同一父姓始祖的、被分出去的各支系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三)新制阶段,三代至今,姓氏合二为一
姓氏有别,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后来由于宗法制度崩溃,氏族贵族瓦解,平民地位提高,称氏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平民也有了氏,从此氏失去了“明贵贱”的作用,出现了氏姓不分或说氏姓合一,且每一个家族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孙代代相承。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血缘关系的标志,是一种新的制度。
姓氏的高低贵贱在当时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荣誉、仕宦前途、婚姻关系等,因此人们对姓氏的排名特别敏感,门阀制度一时泛滥成灾,对后来的世袭制、“同姓不婚”、避讳以及修家谱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隋唐开始科举取士,人们不再依赖世袭家族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靠读书来延续家族的权力。尤其是到了现代,姓氏已不再具有从前那么大的权威性,随父姓、随母姓均可,也可改变姓氏,甚至出现了姓、名合一的现象,苏州一“点”姓小孩儿,聚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个姓氏为一身,除表明祖辈对孩子恩爱有加外,也说明封建大家族已经解体,一切附在姓氏上的复杂的社会内涵已经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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