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汉英选择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四月安葬佛舍利，排场如此之大，显然是事出有因的。该年秋七月，执掌当时辽国军政大权的萧太后将行再生礼（即今北方人仍沿袭的本命年习俗）；九月，是已逝的辽景宗的祭日。如何向先帝、太后示敬，以求保富贵、获眷顾，是各地长官处心积虑筹谋之事。姚汉英除了令霸州绫锦院备足贡品外，还紧扣一个关键点：礼佛示忠。

辽代社会从始至终弥漫着崇奉佛教的风习，大辽诸帝崇佛敬法可谓空前绝后。辽朝皇帝遵循“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弘，凡民间建立佛寺，靡弗如意”的宗旨，佛教在辽国安定的社会局面中，不但未因唐、五代以后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而消弱，相反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辽五京之内的许多寺院恢复旧观，新建寺院竞相树起，“棋布星列”、“塔庙相望”，仅南京（今北京）一处“都城之内……无虑百数”。咸雍八年《蓟州神山云泉寺记》及《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等资料，展现了辽代崇佛的盛况：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资。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唯恐居其后也。”
当时的高僧能任辽廷的三公、三师，以致兼政事令。圣宗朝有二十余名和尚充当高官，圣宗还亲拜圆空为国师；辽兴宗受戒，拜大师郎思孝为师，封司空大师，法号海山和尚，甚至和海山和尚同住一榻，共研佛事；辽道宗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拜法均和尚为师，甚至命皇后以下给法均大师行“展足之礼”，大师可以在宫中讲经布教。据载，道宗曾虔心铸银佛像于开泰寺，并题铭：“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
谁崇佛礼佛，就意味着谁效忠朝廷；谁的排场搞得越大，就意味着谁的忠诚度越高，故而上行下效，不知多少辽朝官员沉昏于佛，乃至把崇佛作为仕途升迁的敲门砖。天庆六年的《张世卿墓志铭》载：世卿植花献佛，于天祚生辰（天兴节）建道场，筵僧诵经，施粥舍药，香花美馔，供养斋设，以报上方覆露之恩。并于其地建大院一所，碑塔一座。据咸雍五年《董匡信墓志铭》云：“公务之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育经教为其所急”。怀州奉陵军节度使王泽，晚年重佛乘而淡权利，看《法华经》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临终时“如眠如酩（mǐng），无苦无恼。” ……如上所述，姚汉英在当朝太后行再生礼、先皇祭日之前，于所辖霸州的佛教圣地葬佛舍利，尤其是万佛之祖的锭光佛舍利，这般隆重礼佛在当时的辽朝必被视为“大功德”之举，定为大辽当权者所认可赏识，这从姚汉英父子所授官职、封号之尊崇，可见一斑。
朝阳学者周亚利表示，姚汉英是从世宗、穆宗、景宗，直到圣宗朝的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享有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兼政事令、上柱国、开国公等封号，除了封王，已是位极人臣，无以复加了。姚汉英不仅个人显贵，且福泽妻子儿孙，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姚汉英的妻子刘氏被封为许国夫人；长子姚柬之任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空、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监门卫大将军等职；次子姚衡之，任彰愍宫汉儿副都部署、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等职……如此显赫家族，称其权势冲天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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