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近代工商企业家、慈善理念和慈善行为，可以以唐氏家族为例加以剖视，以深化对其内涵和特征的认识，从而为现实的道德体系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近代无锡唐氏家族的慈善实践，遍及这一家族的多个支派、房系，从晚清、民国时期到当今，前后延续已四五代人。而与无锡唐氏联宗的太仓唐文治，晚年长期执教于无锡，尤为关注唐氏家族的创业育人，在这方面留下了相当丰富的记述。透过唐文治先生为无锡唐氏家族所写的家传、寿序、哀辞、碑铭等，可以看到无锡唐氏家族慈善理念的那些闪光之点。

弥合公平
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核心在于“积善积德”，即通过行善，帮助别人，积累功德，从而获得冥冥之中的神明的肯定，护佑行善者本人及其后人的幸福，称为“福荫”、“福报”。其本质仍然出于“为己”。而唐氏家族的慈善理念，已经超越传统，更多地具有“公平”、“责任”等近代因素。在他们看来，“天地之大，人犹有憾，惟在善人有以弭之，为人生之天职”。造物生人本身应该是公平的，但因为社会人事的争夺，会造成种种错动和分化，这就需要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加以弥合，还天地间一个公平。特别是生当季世，战乱灾祸频现，“士人君子……所负责任，惟以救人命为先务之急”。所以，唐氏等近代慈善家，特别强调“损己之有余，以弥人之不足”，每当各地发生水旱凶荒，有人陷于艰难困苦之中，他们就会“绕室彷徨，甚至兄弟对泣，相誓必尽心竭力而后已”。为了赈灾救人，不仅捐款捐物，而且放弃科举考试、放弃舒适的生活，常年奔波在荒凉苦寒之地，乃至置生死于度外。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自为的责任感、使命感，“其劳心焦思发于天命之本性、自然之良知”。

自奉简约
近代无锡慈善家虽然为赈济危难、救助贫困而慷慨解囊，一掷万金，但自己的生活却相当俭朴。唐桐卿在安东任教谕时，因为土地贫瘠，学田每年收获仅有杂粮数十石。其夫人孙氏“屑麦糜粟，一麻一豆，咸当其用”。粗糙的麦麸难以适口，她一面反复糅合，取用其相对柔韧的部分，一面增加豆豉、酱醋等调料，按南方口味加以烹调，唐桐卿甘之如饴。唐氏家族前后几代人，都是“勤俭持家，节衣缩食”，“布衣素食，深屏浮华”。唐申伯及其夫人蔡氏生活过于淡泊，其子淞源几次提议用餐增加菜肴，都被父母亲回绝。他们说：过去曾祖父母树立的朴素家风，现在还常常在梦中重现，“岂可改易常度乎”？唐保谦60岁时，特地把子孙们叫到跟前说：人世间困难贫乏之人这么多，我的意愿是捐自己的有余，赡他人之不足。我现在作一个决定，“生勿称庆，死勿靡丧，作为家箴”，你们都必须记着，不得违背。他70岁时把家中准备祝寿的钱全数捐出，用以赈灾，并决定设立慈善基金，“将岁息之半永充义举”。

不辞艰辛
慈善救济不仅要捐出钱财，而且在赈灾行动中还常常历经艰难和风险。1898年（戊戌）淮徐海三州大水，灾民大批难逃，唐桐卿闻讯捐出积存的400缗俸禄钱，并命儿子宗愈星夜赶回无锡向族人求助，又向苏沪常镇等处绅商募得4万两银，用于救灾。运米救灾的船行至漕河受阻，唐桐卿焦急之下一夜之间须发白了一半。第二年（己亥）冬，山东沿海暴风雪，他筹备棉衣数万件，命儿子走陆路先行去灾区，查实受灾情况和救济户数，自己护送满载的货船走海道送往日照港，沿途10多天，“风涛万险中，不谷食者旬余”。再一年（庚子），关中大饥，唐桐卿又募集40万两银，冒雪入秦，“披榛莽，探洞穴”，赈灾山区二州八县，“足迹非所不至”，真所谓“饥寒颠踣，极人间劳瘁不敢辞”。至民国时期，更是灾害迭至，常常是“甲赈未竟，乙赈丙赈继之”。1914年（甲寅），泗阳、涟水雪灾，唐郛郑冒雪走穷乡，风餐露宿不说，还几度遭遇土匪持枪抢粮，但他临危不惧，最终把粮食送到了灾民手中。知情者“叹为坚苦卓绝，他人莫能及”。两年后（丙辰），黑龙江告灾，他前往施赈，天寒地冻，冰雪没踝，朔风砭肌骨，“颠踣饥渴，中风几殆”。幸好儿子毓源“裹粮持药，追踪出关”，在其悉心照料之下，才得以活着回到家乡。而越明年（丁巳），北方几省遭遇水灾，他又乘着小船去静海、沧州，救人于屋顶树梢。接连几个月，与他同行的儿子返回时面色黧黑，家人几乎不敢相认。他们所秉持的信念正是：“勇往趋事，不避艰险，但冀灾黎得生，身非所惜。”

勿为人知
唐氏家族在从事慈善救济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不居功、不求名誉，“为善而深隐其名，不使人传播”，“见义勇为且闇然不求人知”。唐子良每当乡人遭遇水旱凶荒、伤病灾厄时，他私下访得无力摆脱灾难的人，都会登门送去银钱若干。受到救助者惊讶不已，他就说：我以前借过你的钱，年月久你忘了，我可不敢忘记，现在我将本息一并还你，理所应当。事后别人知道了这事，当面问他，他却“坚称绝无其事”。其子唐保谦、唐申伯也是这样，一生“以乐善赈恤为怀，无一日倦怠”，但每次都要嘱咐合作者不要宣扬，“韬晦不令人知”。唐保谦赈济崇明水灾，独自捐资万两有余，在灾区颂声载道，当地士绅发起为他建立生祠，他严加拒绝。其基本理念是：“君子闇然，恶其著也。”唐申伯也常说：“凡人行善，若制衣然，宜为里，勿为表。”因为作表容易受到污损，首先破败。在豫陕赈灾中，唐申伯是首倡者，又是幕后的主要主持人，倾尽全力但从不出头露面。两年后陕县再次受灾，他这时已重病在床，但仍惦念着赈灾的安排。子侄辈劝他安心养病，不要过多操心，他发怒道：你们不赶紧组织救灾，我就停医停药！直到会中同仁出发前往灾区才安下心来。而当代他主持赈灾的张子振、蓝仲和完成任务归来时，他已处于弥留之际，听到消息长叹一声说：“吾一息尚存，幸闻豫赈告成，死可瞑目。”唐文治对此发出由衷的赞叹：“仁人之言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矣。”

合力而为
近代无锡慈善家的慈善行为，注重合力而为、合作成事。早期的义举善举，主要依托义庄、善堂进行。唐氏家族从常州到无锡，“首以私田拨庄产以为倡”，兴立义庄，并积极谋划、协调管理，集合众人之力，以不断完善并得以持久。唐子良在严家桥创设施棺会，为穷乡僻壤贫困无助者死后装殓安葬，即采用做会的方式，劝乡人参与，每户出一会或半会不等，每会仅为制钱百文，其余都由唐家承担，就是本着“相与图成”的宗旨。唐桐卿在北方救灾，也争取当地官府、士绅的支持，赈灾完成时将结余的粮款设立常平仓，“以善其后”，用以劝导当地人合力增强抗灾救灾能力。民国时期，近代性的慈善组织开始出现，唐氏企业家主持并任主要出资者的为溥仁慈善会和红卍字会无锡分会，这是抗战前无锡最活跃并延续到战后的民间慈善组织，“因持久不易，爰偕同志协力同心相与维持”。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太仓浏河为日军袭击之地，大批百姓房屋为战火所毁。唐文治亲自赴沪，与太仓同乡一起设立救济所，为父老乡亲筹款重建家园，求援于唐保谦。唐保谦问：先生能自筹一点吗？唐文治实际已把手头的现金全数捐出，但还是答应说可以捐一千银元。唐保谦就说：我帮您合成一万元，作为募集资金的倡导。这既推举唐文治领衔，以增强募捐的号召力；又体现众人参与、合力成事的精神，最终收到良好效果。此外，唐保谦还倡议设立慈善基金，面向社会募集资金，以利息收入用作慈善义举，这就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和更高的组织程度。

取信于民
1906 年，淮河流域淫雨成灾，受灾民众数以十万计，纷纷南下就食，集结在安东城中者就有8 万多人。当局者采取的措施是拦阻和遣散，导致民情激愤。灾民们都说：政府的许诺不足信，一定要面见唐公桐卿，听他一句话就是饿死也不后悔。当时唐桐卿刚从湘中6 县救灾回来，患病卧床，听说后勉强起床，由人搀扶着去见灾民。灾民们正在酝酿暴动，见到唐桐卿后都安静下来听他讲话。在唐桐卿努力下，募集到10 万缗钱，终于把淮北灾民安定下来。唐桐卿之所以在百姓中有着如此高的信誉，是因为他“精神已与灾黎接”，从心意上体恤百姓，而不是把他们仅仅当作接受恩赐的对象。而这种心意精神，又体现于切实有效的赈济行动之中。唐桐卿的儿子慕潮，继承父亲的遗志，一心从事赈灾工作，从1914 年至1929 年的15 年间，共计施赈11 个省，100 多个县，从濒死之地救活的受灾民众达百万人。而唐氏家族的几个支系、几代人中，几乎每一家都有相类似的经历和作为。每一次救灾活动后或年度工作结束时，均刊印征信录，将募捐情况和用款情况一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也由此树立慈善组织的良好公信力。他们这种仁义守信的精神，还体现于经商办厂的实践和日常的处事为人之中，一代一代都教育子弟，必须待人真诚、信守道义，“权度斗量必公必平，毋侵渔朘削”。到上世纪20~30 年代，随着社会需求增加，他们的慈善事业又有新的提升，开始向着教育、医疗领域扩展。唐纪云除了参与赈灾救济，还出任无锡孤儿院院长，在出资之外，并负责教养管理等具体院务；同时担任普仁医院董事，补助经费不足，支持对贫困者免费施诊给药；又任辅仁中学校董，是创办时的主要出资人之一，对奖励贫寒子弟尤为注重。唐文治主政的国学专修学校，原由孙鹤卿任经济校董，承担主要的日常经费。孙鹤卿去世后，即由唐保谦出任经济校董，也是倾力相助。因为教育体制的原因，国专一度陷于困境，连唐文治都已“心灰意沮”，打算放弃。而唐保谦、蔡缄三两人慨然劝慰，不仅为学校提供经济资助，而且给办学者以精神上的支持，唐文治叹为“克己之良箴”。唐保谦去世时，双目失明的唐文治亲往吊唁，听到“穷乡茆屋、鳏寡茕独、颠连无告之氓奔走巷哭”，连普通百姓都在说：“一个大好人走了啊。”唐文治于是感叹说：“君积德之厚，有以感人于无穷也。”

在近代，人们都称，大江南北实业之发达，首推无锡、南通；“至于善举，锡邑更不居人后，标光所至，屡传口碑”，在当时国内城市中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时期无锡慈善家，包括工商实业家和慈善工作者、志愿者，以自己的理念和行为，培育了内涵丰富的慈善文化。这是前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道德精神遗产，继承并弘扬这份文化遗产，将为新时期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树立一根实在的标杆，同时也注入一股充盈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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