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晏（1794-1875），清代中后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区）人。

    丁晏出生于淮安城内一个儒生家庭。据《山阳丁氏族谱》载：

    八世祖丁国信，原籍山东济南，于明万历年间，“因贩布帛来淮贸易，遂占籍山阳”，自高祖辈起开始读书力图走仕途之路，“家世丰腴，累叶忠厚，读书敦善行，朴然有古风”，“十科蕊榜，甲第传家（原注：祖孙累世科甲），七代芹香，丁公衍绪（原注：自高祖暨余孙皆入学）。”曾祖允益，字与偕，国子监太学生，例赠儒林郎。祖熙采，字畀揆，一字弼夔，号勉斋，亦国学生，“公胸次伉爽、悯人急难”、“轻财好施，不为口惠”。父琮，字锦舒、号礼崖，邑附监生。其“性沕穆，无机心，朴讷寡言，交友以信”，“亲串中窭贫者，恒周恤之。”殁后因子贵，被诰赠奉直大夫、刑部主事，晋赠通奉大夫三品衔。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丁晏生于淮安城里大沟巷本宅，其父年41岁，母刘氏年40岁，为第三子。父为其取名“晏”，字俭卿，号柘唐。丁晏上辈虽累世读书，然无一求得一官半职，其家境十分贫寒，六岁启蒙，从舅氏刘南宾先生，八岁开始读四书，“少聪颖，多疾病”。12岁时随父去安东（今涟水）访朱湘先生。朱先生为当地名士，颇有文名，见晏奇之，认为来日“必为伟器”，即以女许之，锦舒以家道中落，且言晏太孱弱，而加以推却，朱翁执意不听。14岁其父病故，“家计日窘”，母刘氏“典絮衣付质库”，“计无所出”。少年丁晏终日戚然无欢，始勤奋向学，昼夜不辍。十七岁时，在城内丽正书院结识潘德舆，定为终生至友，学业同道，他在《与潘四农先生书》中写道：“大丈夫得志则不负所学，慨然自志于时，不得志则闭户穷居，不以贫贱而改行，不以困厄而尤人，归于实用。”以此为终生处世穷经的宗旨。年十九，入府学为郡庠生，时漕督阮元督察郡学，以“汉易十五家发策”质学子，丁晏“草万余言上之，分条析派，博而有要”，阮元大为赞赏。府学山长（主讲）江藩在丁晏的课卷上批评：“不佞三复足下之策，扩群经之精，阐汉易之奥，当今之世，如足下好学深思者有几人哉?”并奖以《诂经精舍集》，以资鼓励。然而，丁晏在科举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参加了几次乡试，道光元年（1821）方成为举人，以后又多次赴京参加会试均不售，遂由“举人大挑得教谕，不谒选”，一意研究经学，著书考古，先后主讲于阜宁观海书院，盐城表海书院，淮安钞关、文津、丽正书院，以惠泽后学。

    丁晏的著作不断刊刻行世，其子丁寿昌、丁寿祺也先后中进士，步入仕途，他在地方上的威望越来越高，淮安地方上的公共事业均请他出面主持。“于乡里利病，凡赈恤灾荒、筑城浚渠诸役，每当事者牵挽，多有成效”，这也耗费了他不少的精力和时光。

    鸦片战争爆发后，丁晏对于异族入侵深感忧虑，在《论禁洋烟》中写到：“不禁（烟）日以弱，中国必瘦，禁则利在所争，外夷必遣。”不久圣旨下，“依议免行”。丁晏仰沐“圣恩”，感激涕零。从此“足不逾阈，每日课读经史，以补前此荒芜，顺时任命”。

    丁晏的晚年，基本上在家闲居，读书著述，六十七岁后，经一再邀请，继续主讲于丽正书院。咸丰十年（1860），捻军攻陷清江浦，直抵淮郡北关，乡绅造门者接踵而至，拥晏出，总守城之责，丁晏力辞不就，但答应可以“吾竭吾力”，他建议漕督先檄湘军一队来淮，又请扬州主兵者速派大队援助。淮城通过修葺，大大提高防御性能，捻军终未破城，退去。次年，丁晏由大臣晏端上书保荐，叙前守城功绩，恢复功名赏戴花翎，加三品衔。同治三年（1864）漕督吴元炳又以丁晏“叠御贼氛”，奏保“赏二品封典，诰授通奉大夫”。

    同治十年（1871），77岁高龄的丁晏与何绍基共同主持了《重修山阳县志》、《淮安艺文志》修纂工作，历三年，刊成。光绪元年（1875），丁晏病逝，享年82岁，墓葬淮安石塘吕庄。

    丁晏从青少年时代开始读书著书，至老不衰，中举后，仅得教职，他治学严谨，著作浩帙，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为“当世之冠”，在经学研究上成绩斐然，独树一帜。他读书而不尽信书，24岁时完成《论语孔注证伪》，即受到前辈学者的重视，27岁时携书稿至京，礼部尚书汪廷珍见了十分赏识，将书稿推荐给当时经学家王伯申，王见之惊异这样年轻能写出颇有独到见解的经学专著，主动为之作序，称其书继乡前辈阎若璩之学，其学识有过之而无不及。汪廷珍称赞丁晏“气平心细，识见明确，当今豪杰之士也”。

    对于经学的研究，汉学者注重文字训诂考订，宋学者则侧重“理”、“义”的研究阐发。丁晏治经学跳出汉宋学者的窠臼，“晏治经学不掊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正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清史稿·丁晏传》称“生平笃好郑（郑玄）学，于诗笺札注研究尤深，以毛公之学得圣贤之正传，其所称道，与周秦诸子相出入”。所撰《郑氏诗谱考正》，学术界称“凡此释义，补孔之遗阙，皆前人未发之秘，疏义证明，灿若爟火”。

    丁晏在《柘翁七十自叙》中写道，他“四十以前训诂考索，六旬以后，义理研求，《易》、《传》成于晚年”。其主要经学著作有：《论语孔注证伪》、《毛郑诗释》、《郑氏诗谱考正》、《周礼释注》、《史记毛本正误》、《周易讼卦浅说》、《尚书仓余论》、《禹贡集释》、《禹贡锥指正误》、《易经象类》、《左传杜解补正》、《春秋胡传申正》、《孝经征文》等，大都刻入《颐志斋丛书》。

    丁晏的经学成就，不但为学术界重视，亦为朝野推崇。他的著作一经完成，就被世人传抄、刊刻，收入各种《丛书》。如他的《毛郑诗释》，咸丰二年（1852）聊城杨玉堂先生刻入《六艺堂诗礼七篇》、光绪十年（1884）邵武徐氏刻入《邵武徐氏丛书》，光绪十四年（1888）王先谦先生又刻入《经解续编》。同治六年（1867），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过淮，停舟上岸，轻车简从，访丁晏于家宅，问学于晏，晤谈中始知丁晏被弹劾，吃了官事，曾应允上书疏复，丁晏称谢，曾曰：“排释是疆吏之责，奚谢焉。”临别带走其著作数种，至金陵后，曾以《曹集铨评》交金陵书局刊行。

    《曹集铨评》是丁晏古典文学研究的专著，其学术成就极高。曹植是我国中古建安时代具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他的词赋为六朝、隋唐文学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影响深远。《陈思王曹植集》，在唐、宋时的刊本较为精密，到南宋国力衰弱、社会动荡，以致刊本大逊色于前，文字亦多误，而明代虽有刻本，但明人刻书，不按宋代旧式，文字亦多加臆改。丁晏对曹诗至为钟爱，见此状况，决心搞一个比较完整的曹诗本子。他根据旧本及散见于各史书、总集的曹植作品，进行检校、铨评，于同治四年（1865），排遣了失子之痛（是年，丁寿昌为救水灾，殁于浙江严州知府任上），完成了《曹集铨评》，漕督吴棠称“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曹植集校注》，就是根据丁氏的蓝本，校注者赵幼文称丁氏的《曹植铨评》，“矜慎详密，号称善本”。

    丁晏的文学著作还有《颐志斋四谱》（郑玄、曹植、陶潜、陆贽）、《颐志斋文集》（一九四八年其玄孙丁志安先生选辑出版的铅印本）、《颐志斋诗草》、《颐志斋感旧诗》等，还编纂了《山阳诗征》。

    丁晏一生立言立德，行事以儒家道德为准绳，热心桑梓的公共事业与慈善事业，对于淮安的古迹、文化设施的保护和修缮更是“踊跃争先，任劳任怨”。他“办堤工、司账务，修府城，浚市河，开通文渠中支，均有功于乡里”。先后主持了重修淮安府学试院、丽正书院、龙光阁、城隍庙、关帝庙、东岳庙、徐节孝祠等，兴修了罗柳河、大吊桥、运西太平圩、小舟庄茶亭等，兴建城西水镜道院秋水蒹葭馆、留云道院、五云堂以及京城的“淮安会馆”、“淮山邑馆”等。

修府城重建龙光阁

    淮安古城始建于晋，至明已成相当规模，分内城、外城和夹城。城墙高三丈六尺，四城门上均有两层城楼，可与现存的位于城中心的镇淮楼相媲美。由于长年失修，到清中期，城垣有些城方坍塌。道光二十一年（1842）有修城之议，在丁晏主持下，周长十一里的城垣、四门城楼均得到很好的修葺，竣工后，丁晏请淮安著名书法家周寅（字木斋）书写“瞻岱门”（东）、“迎薰门”（南）、“庆成门”（西）、“承恩门”（北），制成匾额，悬于四门之上，远远望去，巍巍壮观。

    丁晏的修城之举，共得捐银十万多两，道光二十四年（1845），他利用修城余款及砖石木料，重建龙光阁于城外东南隅护城冈原址。阁三层，高七丈余，竣工后，礼部尚书李宗昉书写了“龙光阁”匾额与楹联。由于龙光阁“建诸护城冈上踞最高之地，俯瞰城中，与文通塔首尾相应”（丁晏《重建龙光阁记》），成为淮安一大景观，是市民游览和文人雅士登高赏秋、吟诗唱和的好去处。周木斋曾有诗盛赞丁晏修府城、重修龙光阁之举。“……郡城日倾圮，外患恒足忧。三载积劳勚，未雨勤绸缪。杰然楼阁起，雉堞崇墉周，万户赖安堵，保障资先筹，足不出乡里，居然宏勋猷……”

赈灾济贫兴修水利

    清道咸年间，由于清廷政治腐败，水利工程破坏严重，旱涝灾害频仍，丁晏多次主持地方赈灾、兴修水利事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大水，洪泽湖水溢在急，河道官员主张放弃淮安运西分洪，依此主张，运西则一片泽国，乡民惶然，丁晏游说淮安知府储福楙以为不可，力主修筑运河西太平圩以御湖水，以卫民田，知府请丁晏主其事，他采取自筹粮款办法，农民踊跃出工，不费公帑一钱，堤成。堤顶宽一丈、高一丈二尺，底宽四丈，长约四十华里，“平若砥路，屹若长城”，是岁运西收获凡百余万石，乡民呼为“福公堤”。

    咸丰二年（1852）大旱，运河浅涸，无水栽插，淮东市河两岸田亩焦坼、土地龟裂，民心惶惶。丁晏与漕督、河督议引中河（运河杨庄至徐州段古称中河）水入运济漕利农，并教农民引城河水插秧，农民不解，皆云城河仅通小舟，从未用市河水灌溉。丁晏命下游筑坝，引运河水入城河，再由城河流入市河。这样河水源源不竭，畅注入田，秧苗皆济。是秋丰收，农民大悦，时有儿歌唱曰：“大旱苦荒年，引水灌农田，好心好报丁孝廉，子子孙孙中状元。”

    淮安城内旧有普济堂、育婴堂专门收养流离失所的灾民、被遗弃的孤儿，原为官办，司事者不能克尽职守，经费中饱私囊。灾民、孤儿食米常常霉黑，不能下咽。丁晏怀一片恤民之心，应邀主政，丁晏力为整顿，修葺房屋，改善住所条件。在普济堂书联：“常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在育婴堂书联：“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他主事后，劝大户捐输，购置堂田，遴选公正精干之人何锦负责日常事务，以堂田租米为经费来源。自此，堂里流民、孤儿饭皆白米，盐菜无缺，暑有蚊帐，冬有棉衣絮被。他又选年长老妪充任育婴堂护理，使无家可归的孩童得以很好的照顾。对于此，淮安绅民有口皆碑。

    还值得一提的是丁晏一生行善积德，多次替他人刊刻书稿，为保存地方文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清代淮安数学家骆腾凤（1770-1841），是丁晏的父辈。骆一世清贫，无子嗣，年七十余病亟，尚有一百零三岁老母在堂。骆语晏曰；“吾有老母不能送终，死不瞑目，敢以累君。”晏曰：“当竭力为之，一如老伯自送，以慰孝思。”骆感激涕零，次日卒。丁晏为之收殓。次年骆母卒，丁晏又为之经营丧葬。骆腾凤的数学著作“遗稿凡十余万言，俱手自缮写”，为不使其著作流失湮没，丁晏乞在京的李宗昉出资，偕何锦刻骆之遗著《艺游录》并为之作序。

    清淮安书法家周木斋是丁晏的好友，“交挚四十年”，周天性坦直，家境极贫，有子与媳皆先后亡故。周病危时以老妻和一孙女相托。周逝后，丁晏不但为其埋葬，并多年照顾其遗孀孤女，使之得以安居。丁晏挽周木斋联云：“自有书名传后世，相期友谊定来生。”还筹资为周刊刻《耳鸣山人遗集》。

    丁晏还为汪廷珍刊刻过《实事求是斋集》、为陈师濂刊刻过《聪训堂集》等，使乡邦文献得以流传于世，为地方保存了十分可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