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司马师执政时，魏帝曹芳被废离宫，司马孚就旁若无人地放声痛哭。魏帝曹髦被司马昭手下杀掉时，朝廷百官都不敢去，司马孚却“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司马孚为何屡次做出有损家族颜面、不符合家族（皇族）利益的举动？

　　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生于180年，以当时罕见的九十二岁高龄卒于272年，一生横跨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历史时期。司马孚不仅参与了司马氏从地方儒学家族到曹魏权臣家族，进而成为新朝代领导者的完整历程，也见证了士大夫的代表风范从砥砺名节、舍生取义向隐逸谈玄、放纵不羁的转变。

　　东汉中后期，士人扬清激浊、舍命不渝

　　西汉和东汉都存续两百年左右，但东汉进入中期之后就长期衰落，宦官和外戚轮流掌控朝廷，政治黑暗腐败。士大夫群体一方面大起清议，扬清激浊，以明邪正之道，一方面奋其智力，打击宦官和外戚，以挽救危局，东汉政权才得以勉强支撑，近百年倾而未颠，决而未溃。

　　在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时期（149-219年），司马家族已被视为儒学家族。司马防为人方直公正、近乎古板，对八个儿子的要求极为严格，“诸子虽冠成人 , 不命曰进不敢进 , 不命曰坐不敢坐 , 不指有所问不敢言”。

　　司马孚出生之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期。168年，太傅陈蕃与大将军窦武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先发制人，两人皆被杀。宦官集团趁机诬陷党人，以皇帝名义大兴牢狱、缉拿士人，党锢之祸再起。七、八百名党人遭杀害、流徙和禁锢，党人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皆被罢免官职，禁锢终身，其中代表者是李膺、杜密和范滂等人。

　　李膺，是党人“八俊”之首，为人刚正不阿，而且“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李膺严厉惩处阉宦子弟党羽，宦官对他又惧又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李膺被捕入狱，后来免官还乡，士大夫都认为他道德高尚，足以为天下楷模。

　　李膺也没有辜负天下士人。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他本有机会逃脱，却慨然投狱自首，被拷打致死。汝南名士范滂也是主动投狱，同样视死如归：“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

　　杜密是李膺的颍川同乡，与李膺齐名，也名列“八俊”。第一次党锢之祸与李膺同时入狱，同样免官还乡。第二次党锢案，杜密又与李膺一起入狱，不愿再受拷打折磨，愤然自杀。东汉士大夫群体舍生取义的高蹈风范，今人为之击节。

　　汉灵帝年间，据估计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只有4万左右，除洛阳的3万太学生外，还有1万人。两次党锢之祸直接千余人，再加上株连的五族亲属和门生故吏，东汉士人精英几乎被收拾殆尽。

　　经此打击，不少士人对汉室心灰意冷，甚至有党人企图废掉当时的汉灵帝，但多数士人仍有较深的忠汉情节，并没有放弃汉室。这也是为何董卓之乱时，很多士人和官僚都积极参与谋杀董卓，而作为地方官员的士大夫也与武人军阀结盟讨伐董卓。

　　虽生逢乱世，但在家传儒学熏陶之下，司马防长子司马朗十二岁便通过经学考试而成为“童子郎”；司马懿也“博学洽闻，服膺儒教”；司马孚更像颜回再生，“箪食瓢饮、披阅不倦”。这三人都在少年时代完成儒家文化启蒙，士大夫秉持君臣大义、依仁蹈义之时代风范应该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汉献帝时期，士人明哲保身、趋利避害

　　董卓之乱后，东汉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代，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鼓掌之中，汉室名存实亡，士人群体对东汉皇权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

　　公元196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建都于许县。起初，曹操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征辟天下名士、沽名钓誉，比如名重天下的孔融和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杨彪都于建安年间（196-220年）在朝廷做官。袁术、袁绍等军阀有篡逆之举或野心时，都遭到手下名士幕僚的谴责反对。

　　曹操统一北方、实力大增之后，不臣之心也逐渐暴露，士大夫被逼做出选择。孔融早就做出判断，曹操“终图汉室”。他上表反对“封建诸侯”，实际上就是针对曹操。孔融是士大夫阶层里鲜明拥护汉室、反对曹操篡逆的代表，208年被曹操杀掉。

　　荀彧是另一个支持汉室皇权的士人代表。荀彧试图借曹操之力匡振汉室，虽然他是曹操的首席幕僚，但官职却是东汉朝廷的尚书令。212年，董昭建议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曹氏篡位企图公开化。在汉室忠臣和曹操谋士之间，荀彧坚定地选择了前者，明确反对。同年荀彧被逼服毒自尽，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士大夫对汉室态度的转折点。

　　东汉朝廷完全在曹操掌控之下，功劳最大的荀彧被逼死，中原士大夫基本不再存有幻想。荀彧死后仅一年，身为名士同时也是曹操谋臣的荀攸、陈群、王朗、华歆、钟繇、司马懿等纷纷上劝进表，其中荀攸、陈群、钟繇都出自诗礼传家的颍川儒学名族。这些名士本应为士人群体的良心所系、道义表率，但他们背弃了儒家的君臣大义理念，在强权胁迫之下明哲保身、趋利避害。党锢之祸时士人以身殉道的气节似乎早已烟消云散。

　　司马朗在196年就为曹操效力，司马懿却两次拒绝曹操辟召，他此时仍受儒家忠义观念影响，同情汉室，当然不欲屈节宦官之后的曹操。后来曹操威胁将其下狱，司马懿被迫出仕。不过，曹操对司马懿极具戒心，甚至打算杀掉他。幸亏司马懿早就结好曹丕，曹丕力保，司马懿也勤奋工作，才免于一死。由于这段可怕的经历，以及目睹曹操手下幕僚谋士的生死浮沉，司马懿的性格和政治理念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司马孚在建安年间先是曹植府内僚佐，后来辅佐成为太子的曹丕。曹操病逝、曹魏权力真空之时，司马孚力劝曹丕节哀，并积极准备丧事，拥护曹丕继位。在司马孚看来，他的君父大节是基于曹魏皇权的。

　　?曹操当上魏公、魏王（216年）之后，改朝易代已箭在弦上，却先后发生两次旨在推翻他的暴动。一次在东汉国都许县，一次在魏王都城邺城。发起参与和涉及这两次暴乱的，既有西汉、东汉名臣之后、献帝朝廷官员，也有曹操大臣的后代、现任僚属、甚至曹操家乡谯沛的青年名士。很可能是两次叛乱严重扰乱了曹操的篡位计划，所以他最终只做了“周文王”。

　　汉祚将移之际，两次暴动是东汉士大夫最后的反抗和挣扎，也是士人舍生取义精神的一次回光返照。

　　司马氏杀戮，士人隐逸谈玄、放纵不羁

　　217年，司马朗死于疫病。汉魏禅代后，司马懿官职一路高升，战功卓著，政治威望无人能及。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废掉曹氏宗族曹爽，独掌军政大权。司马懿以儒家的“礼法”和“名教”装点门面，内里则是冷酷实用的刑名法术，崇尚武力和权术，为胜利不择手段。

　　司马懿和接替他掌权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都用极冷血的杀戮手段，对付政治异己势力、甚至是稍有敌对嫌疑和私人恩怨者。很多名士惨遭灭族，比如曹爽一派的何晏、夏侯玄、李丰、邓飏、毕轨、丁谧、李胜、桓范等皆被夷灭三族，嵇康、吕安等名士也死于司马氏之手。司马氏对士大夫群体屠戮之猛烈，汉末宦官集团和曹操都颇有不及。

　　对儒家最注重的纲常——君臣大义，司马氏弃之如敝屣，恣意废立、弑逆曹魏皇帝，如本文开头所述。

　　历经党锢之祸、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的士大夫，动辄死于非命，到建安晚期汉室名存实亡，大族名士都不得不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司马氏掌权后，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下，士人和朝廷官僚惶惶不可终日。除了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数士人不敢挑战司马氏的高压统治和篡逆之举。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等儒家信仰被空前质疑，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热情消退，很多人热衷于从老庄哲学中汲取思想养料和精神慰藉，魏晋玄学大行其道。

　　政治黑暗恐怖和儒家价值观遭遇危机引起的焦虑、忧郁和苦闷，相当多士人隐逸、谈玄、服药、纵酒，以放诞不羁之举来缓解和发泄，其中最著名者是“竹林七贤”的嵇康和阮籍。然而在食药、嗜酒、求仙的表象之下，嵇康和阮籍都坚信儒家政治理想（不是说他们的哲学观点也是儒家的），只不过前者鲜明，后者隐晦。

　　对待司马氏篡魏的态度上，嵇康因与皇族联姻，完全站在曹魏一边。他尖锐激烈地抨击讽刺司马氏不忠、伪善和无耻，同时又表明绝不出仕的态度，为司马昭所深恨，被借故杀掉。

　　阮籍的政治立场比较隐忍。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高才远识，声名远播，司马昭极力拉拢。阮籍在司马氏府中，表面佯狂醉饮，实际谨言慎行。阮籍的痛苦来源是不得不与司马氏虚与委蛇，不能表现出对司马氏的鄙视厌恶，更无法践行其政治理念。行为与价值观上的冲突，情感上的矛盾，阮籍以放诞来自浊，用狂饮来麻醉，但这种自欺的行为更加重了阮籍的痛苦。

　　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并不如嵇康、阮籍那样愤激痛苦，也不彻底谈玄、放纵、避世，他和羊祜、魏舒等士人既能顺应时代潮流，保持放达超脱之姿态，也能积极从政、实现儒家传统的治国安邦理想。

　　司马孚则是正统的儒家信徒，为维护家族和曹魏国家利益，他屡屡发挥关键作用。高平陵政变时，司马孚与司马师一起控制京师；东吴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司马孚率军督战，化险为夷；蜀汉姜维击败雍州刺史王经，震动关中，又是司马孚前往坐镇、稳定局势。

　　成长于汉末激昂士风中的司马孚，又为曹魏建国、治国效力数十年，对曹魏天子的道义情感深厚。在家族伦理、利益与君臣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司马孚所承受的煎熬是难以想象的。司马氏每次篡逆谋划，司马孚都未参与，而且他还全然不顾家族掌权者的颜面，屡次向曹室大表忠心。他这样做改变不了司马家族篡逆之实，却可以缓解内心的极度痛苦与自责，以求无愧于良知。

　　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国”，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不敢逼迫司马孚，反而对这位家族之长礼遇有加。司马孚过寿时，司马炎以皇帝之尊向他行家人礼，司马孚死后，更是备极哀荣。司马氏为何只强调孝，而不忠孝并举？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废君、弑君和逼迫禅让得来，若主张忠，岂不是自打耳光。

　　?司马昭（211-265年）的孤例，司马通有“大将军狂悖之弟”之名，指的就是他不与其兄司马懿合作。司马通之子司马顺更是对受禅的司马炎大加嘲讽，被流放至武威，不改其志而死。

　　魏晋之际，司马家族虽有个别忠义之人，但为夺权篡位，以刑名法术为师， 尽失儒家家风，其天下不能长治久安。西晋几十年就亡国，东晋司马皇权更是受制于高门士族，司马氏作为皇族大姓最终湮灭于南北朝的动荡混乱之中。汉末曾砥砺名节、慷慨就义的士大夫，在中国大分裂的乱世之中不只是谈佛论道、逃避政治责任，也以玄学探索、领悟人生和宇宙的终极道理。

　　后记：本文并非以舍生取义的道德标准来苛求汉末到魏晋的所有士人，果真如此的话，司马孚首先就是东汉的叛臣，与司马氏对抗的曹魏一派也多是东汉的叛臣降将，再推而广之，此后历代就没有纯正的国之忠良了。另外，本文主要考察中原名士对君权态度的转变，基本不涉及吴蜀等其他地区的士人。

　　魏晋之际高压残暴的统治，是忠烈不屈士大夫的不幸，但同时也成为士人反思儒家思想、追问生命本质、探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契机，他们终以晋玄学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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