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范，字伯法，号冶亭，陕西凤翔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 1795) ，卒于清同治十二年( 1873)，寿七十有九。清道光二年( 1822) 陕西乡试第一，俗称解元，道光十五年( 1837) 赴京城大挑，名次在一等，分发贵州，历任印江、安化、清溪、贵筑四县知县，道光二十五年( 1847) 升任平越直隶州知州，告病回乡，在凤翔办学教书，著作有印江、安化、贵筑、平越诸县地方志书以及《春秋传注约编》《四书小注约编》《盛世人文集》《三礼表》《朱子年谱》《许鲁斋年谱》《朱子小注约编》《漆沮通考》《旧雨集》《绿猗寮集》等各若干卷。光绪年间郑士范入祀凤翔乡贤祠，其生平事迹见于其侄孙郑书香编撰的《郑冶亭先生年谱》。

一、凤翔郑氏家学《春秋》经公羊学政治思想渊源

凤翔郑氏家族可追溯到清代康熙年间举人郑王选，乾隆五十年( 1785) 达林阿主编的《重修凤翔府志》记载: “郑王选，凤翔人，由举人授四川夔州府奉节县知县，折狱明断，案无积牍。捐造救生船。及致仕，民为立碑以志遗爱”。2012 年 7 月，笔者在陕西凤翔县城郑氏旧宅拜访郑士范的玄孙郑文翰老先生，郑老已年逾九旬，虽行动不便，但头脑依然清楚。我询问郑氏世传家学，郑老回答说: “《春秋》经”。郑士范编著有《春秋传注约编》，序言今存《绿猗寮集》中。郑士范在序言开头说: “春秋之有三传，犹天之有三光。公羊，大明也; 榖梁，夜明也; 左氏，恒星，与天为体者也。”［1］三光者，日月星。郑士范把《春秋》经的《公羊传》比作太阳; 把《榖梁传》比作月亮，把《左传》比作满天恒星，虽然都有作用，但可以明显看出郑士范对《公羊传》的重视和偏爱。《庄子·天下》篇认为: “《春秋》以道名分”，蒋伯潜先生在《经学纂要》中认为: 《春秋》是孔子实行他“正名”主义的一部书。《春秋》还宣扬尊王攘夷，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理想。郑士范在清代满族政治统治下不敢谈论夷夏之辨，只是认为《春秋》经“责难陈善，岂不尊王?”郑士范善于处理民族关系，在贵州各地县令任上，“所至革陋弊，兴学校，悬锣听讼，禁暴安良，善政累累”［2］781。他对凤翔的回民也很友好，回民曾向郑家购买农田中心地作为坟场，郑家慨然许诺并只收少量价钱，最后还把地价作为礼钱馈赠; 郑士范穿戴衣冠赴孔庙祭祀，被回民误泼脏水，郑也没有生气，而是回家更衣了事。因此同治元年( 1862) 凤翔回民作乱时，也不愿意加害郑士范，而是列队恭送其进城，但郑家在昭明堡( 今凤翔高王寺村) 的田产房屋还是在战乱中被焚毁。《关学编附续编》称赞“盖其德孚异类有如此，识者以为无异黄巾之罗拜康成也。”郑士范著有《旧雨集》一册，光绪乙未( 1895) 秋“周正谊堂”刊本，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纪其师长，中卷纪朋友，下卷纪忠义。“忠义”即指同治元年回民作乱的历史事件以及在军事战斗中阵亡者的事迹。

二、郑士范编著《许鲁斋年谱》的民族文化认同思想研究

郑士范研究了元代大儒许衡的生平学术，编著了《许鲁斋年谱》。认为: 自明代康海( 对山) ，王盘( 鹿庵) 盛赞许衡德行，“而于其学初未有闻”; 或疑其“以仕元为疚”。但以“失其地而为之民，坐视生民之糜烂而不救，则心亦何能忍，而身亦何所逃哉”? 思为许衡辩解; 强调许衡“续传道之业”，为“朱子后一人而已”; 许衡天资卓异，赋性端懿，初从乡师正句读，师见其知趣非常，遂遁去。又与日者( 古时占候卜筮者) 游，手录《书》疏义，始刻意《三坟》《五典》，领悟古人治学次序及立身致志之方。后得《易》王辅嗣说论书，身体力行，继获二程《易传》、朱熹著《论语集注》《大学中庸章句》，始确定为学程序。终身治学以孔子学说为极致; 修身以践履闽、洛道学为用功标准; 求治以“行汉法”为归宿; 许衡与精研“针术”( 针灸医术) 者窦默论学，凡经史释老、医药卜筮、诸子百家、兵刑货殖、水利算数，无不精究; 许衡“教专严谨，重践行，不贵徒说”［2］12。郑士范认为: 民族文化认同最重要，民族文化传承最珍贵。他编著《许鲁斋年谱》的目的就是复兴儒学优秀传统，再造中华辉煌文明。郑士范继承宋代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精神，从官场急流勇退，在凤翔授业讲学，编著教材，整理文献，传播儒学思想，培养人才。《关学编( 附续编) 》中称赞郑士范“潜心正学，躬行实践”，“所至为政悉本实心。印、安二邑治行尤异”，“赋性恬淡，不乐仕进”，“先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见异书必手自缮录，讎校精审，蓄书最富。凤郡好学之士多借观焉，而其诲人孜孜不倦，尝令读《朱子全书》《小学》《近思录》等书，曰: 此洙泗真传，我辈宜终身研究，身体力行者也”［3］。

三、“清贵平安”思想

郑士范的《绿猗寮集》中有《清贵平安记》: “予历黔省缺，补清溪、调贵筑、升平越兼署安化，吾弟以为恰好合成清贵平安四字，亦佳话也。会弟之官湖北，书揭楣间以当处赠。夫平安者，天也; 贵之者，人也; 我为政者，清而已! 惟清也者，乃可以输吾忠而行吾仁。诗曰: 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他日归来，载欣衡宇。未始非瞻仰之一助云尔。”①“清贵平安”思想是郑氏兄弟的为官之道，也是做人之道。“清”就是头脑清醒，处事清明，不为名利情欲所困。清代官箴“清慎勤”，最强调清，民间百姓也最希望遇到清官。《绿猗寮集》附录郑士范《省心随笔》诗集中的《漫兴》诗: “四十从官五十来，清贵平安卸印回。二三君子能张主，多少同寅与孔怀。沿道口碑还说好，归家鬓雪来相催。可怜书院三山长，不孚师谕忘都台。一生快活是神仙，须是修行是畏天。求好子孙看自己，欲知来岁问今年。我与仁既无真分，仁与我奚有庆缘。大都只要耕方寸，方寸心田是福田。”这两首七律诗歌是作者晚年总结自己一生道德事业和思想心得的表白，是继承宋明理学家“孔颜乐处”、逍遥自得精神境界的自然流露。郑士范认为: 平安是上天的赐予，高贵是人的追求，为政必须清明，清明才可以“输吾忠而行吾仁”，头脑清明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郑士范的“清贵平安”思想与慈禧太后的“平安富贵”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清贵平安是在学识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崇高精神境界，是超越了功利境界，达到道德境界并接近天地境界的儒家情怀，而慈禧的“平安富贵”思想首先注重平安，就是要维护的统治秩序，保持其富贵生活到永远。郑士范所说的“清贵”其实就是讲学教书培养人才的教育生涯，道光二十五年( 1845) ，郑士范从贵州平越州知州任上告病辞官回到家乡陕西凤翔昭明堡村，咸丰九年( 1859) 在村里修建了一座孔子庙，从此“辟家塾，与二三同志，朝夕论学，教人以立品为先”。郑士范创建孔庙是为了教育后世子孙，要以圣人的法则为根本，勤学力耕，诗书立家，做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凤翔昭明堡村在郑士范提倡的孔子思想文化的传承和感召下，村里崇文乐道、尚礼重教之风盛行，数百年来，人才辈出，既弘扬了正气，也抵制了邪风，至今每年以高分考取名校的学子层出不穷。

四、郑士范儒家伦理实践“学吃亏”思想

郑士范的《绿猗寮集》中有《学吃亏堂记》: “士范幼蒙庭训，稍长而从学乐庵，稔闻肯吃亏为君子也，平生出处奉以周旋。今老矣! 戒得之年，惟堕家风是惧。又惧子弟之不余学也。袭昔人学吃亏堂之名以名吾堂而记之曰: 吃亏之学，岂矫枉哉! 絜矩之道也，强恕之方也，睦渊任恤之行也。胥此物也。而余意尤宜先学吃亏于家庭骨肉之间。且夫生劳瘁念鞠哀，所不学而自乐吃亏者也。使父兄而学吃亏于子弟，其子弟可知。矧夫爱敬知能，发于仁义，居之为安宅，由之为正路。最便宜事也。今乃命之曰: 学吃亏。当亦孝子悌弟，所不忍闻者矣! 然吾尝见世之人，天性苟非淳挚，即妻子之私，而不惮行诸亲长之前，弗事弗从，惟便身图。内行既以虚薄，将何以睦宗族，思旧渊，存故交，恤邻里。即出而从事，亦全躯保妻子之臣，又安能矢匪躬而造苍生之福，则惟不学吃亏之学以至于斯也! 故孟子言: 人人亲亲长长而天下平。愚则以为不学吃亏，亦未有能乎亲长者。仲之负米，闵之衣芦，曾之蒸梨，吃亏而孝者也; 融之让果，览之抱楚，勣之燎须，吃亏而悌者也; 不则养口体而为元，不则避食居而为仲，不则食稻衣锦而为宰予，不则蟹筐蝉而为成人，其嗜欲日深，其天机日浅，旷安宅而舍正路，自昔所哀，吃亏不既多矣乎! 然则谓学吃亏为讨便宜可也!即谓我父师之教我后之人以善讨便宜，亦可也。咸丰四年十月丙申六十病夫士范伯法甫谨记。”郑士范把自家的厅堂题名为“学吃亏堂”，意思是为了家族人际关系和睦，人人要学吃亏礼让，反对自私自利。郑士范还说: 学吃亏是从他的恩师强乐庵学来的，乐庵就是清代宝鸡大儒强铎。强振志《宝鸡县志》“卷之九: 人物文苑”中记载: “强铎，字乐庵，讲性理学，乡荐后不仕，设教里门，溯源朱程，多所成就。居父母丧，葬祭如礼。后主讲金台书院，名诸生多出其门，邑儒士至今称之。著有《日省录》。”清末凤翔儒商周铎在《绿猗寮集》序言中说: “顾铎尤感于《学吃亏堂》一记为先生躬行法榘心术传灯，遵而行之，洵足以砥末流而砭薄俗，岂独为郑氏家训已哉! ”郑氏后裔认为《学吃亏堂记》是冶亭公郑士范为子孙创立堂名的解释说明。学吃亏思想是典型的儒家宗法伦理思想，就是要求家族成员遵循克己奉公，自我约束，礼让先三。吃亏是福的思想意识，在与人交往中也要以“学吃亏为讨便宜”，这样才能和谐相处，无往而不自得。“学吃亏”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儒家思想道德基础上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是一种非等价交换意识，也许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但在处理家族亲属朋友同事等亲密社会关系交往方面，学吃亏思想也体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品质，是与斤斤计较的市侩意识相对立的。

五、郑士范儒学伦理思想的定位与评价

清末凤翔知府浙江绍兴人胡薇元宣统二年( 1910) 在给郑士范的《绿猗寮集》作的序言中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有市心而鲜真性，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久处一方习染而不觉。俗儒之学也，其才高气傲者，空疏无据，见异思迁，假离经叛道之言，为文饰虚伪之具，其害与俗儒等。冶亭先生之为学也，以是训即以是行，修之身，教之家，推之邻里乡党，措之兵农水利，无异道也。能知类故能通达，行之堂闼而准，行之异地而准，行之殊族异类而皆准，无异理也。观先生年谱，可以考先生之行; 读先生绿猗寮文，可以征先生之言，有真性而无市心，与俗儒正相反，此其所以为通儒耳! 近试揭此编诸文以明道也，以纪政事也; 以察民隐也; 以乐道人之善也，有益于天下后世者也。读书不必多而皆得其精，内治心，外治事，终身以紫阳为归宿，所微惜者，于陆王多微词，则犹有门户之见存焉! 薇元望道未见，行能无似，乌足以测先生，特所师者先稚威征君，征君之学，出自蕺山，蕺山之学，源于姚江，姚江所宗，与先生异，宜若无所合于先生，而先生之为牧令，理繁治讼，片言得情，避脂膏而甘枯寂，作官不名一钱反因之负逋累，接人以诚，不侮鳏寡，则又事事与先生同。假令亲炙先生，登堂请益，必不至见屏于先生，则固殊途而同归者也。赐进士出身花翎三品衔升用道知凤翔府事山阴胡薇元谨序。”胡薇元在《绿猗寮集》中首先赞扬郑士范是通儒而不是俗儒，认为其伦理思想贵实践而不尚空谈“以是训即以是行”，“有真性而无市心，与俗儒正相反，此其所以为通儒”，但又委婉批评了郑士范独崇程朱理学、轻视陆王心学的门户之见。

郑士范居官清正廉明，关心百姓疾苦; 在学术上好学深思，著述不倦;在教育上兴办学校，编著教材，奖掖后进，是清代后期凤翔著名的教育家。其侄孙光绪年间举人郑书香在编著的《郑冶亭先生碑记》中说: “贺耦耕中丞尝曰: ‘黔中固多良吏，然勤政爱民，无如郑令’。”又说“自致仕后，闭门著书，学者复接踵前来。先大父因材施教，训诲不倦。前后及门百数人，皆出仕。”同治元年，凤翔回民起义，由于郑士范德高望重，“阿訇使人来告知德行人，不相警动”。郑士范谆谆告诫回民起义军“莫杀人”。郑士范参与了清咸丰末年办陕西团练事宜，“花门之变，以守城功，赏道衔孔雀翎，以知府用”。郑士范是实践儒家道德传统的模范，“生而明敏端重，幼不为儿嬉，生母殁时，尚在髫龄，踊跃哭泣，一如成人。事父与继母，孝敬曲至。及( 父母) 卒，丧葬以礼，佛事一无所用。家庭之间，内外斩斩。居乡恂恂，大小一接以诚。疏族数十家，大半贫乏，为设学延师，教其子弟。岁稍歉，则出粟，并里中之贫者，计口散给，兼施絮袄，以故有‘善人’之目”。郑士范家族从清朝康熙年间郑王选开始至今四百多年，人才辈出，是凤翔县乃至宝鸡地区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这与凤翔郑氏家族深厚的儒学伦理思想实践密切相关，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