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光之成才，说到聂氏家族文化魅力之所在

   聂氏家族文化与司马光成才，似乎是互不相涉的两回事。单从文辞的表象看，聂氏家族文化只能对聂氏子孙发挥教育功能，其优秀内涵虽然也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但一般很难论证其对非聂姓子孙之成才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本人近几年通过读史结合上网求教，却发现聂氏家族文化对司马光之成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以此为基点继续深入研究，进一步看到了聂氏家族文化魅力之所在。

   一，从《老百晓在线》发表的一篇佚名文章说起

   2008年1月6日《老百晓在线》发表了一篇佚名文章。标题是“司马光之母（聂氏）——  一生的忠告”，副标题用了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的两句名言：“广积不如教子，避祸不如省非。”全文内容如下：

司马光世称涑水先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大历史学家，其父司马池是一位仙风道骨的知识分子，虽家藏万金，却专心读书，锐意进取，曾长期任掌管皇家藏书阁的三司副使。司马光的母亲聂氏是一位知书达理、才德俱佳的女子，她像其他母亲一样具有一颗慈爱之心，但又教导有方。在严父慈母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司马光成长为宋代宰相。司马光6岁开始读书，由于父亲忙于公务，母亲便承担起儿子的启蒙教育。司马光是个急脾气，读书学习常常只图进度而不求甚解，比如一篇文章连读几遍也不能牢记在心。常常是同窗们都背课文了，可他心中却了无痕迹。小小的司马光为此事非常烦恼，总觉得自己是个不聪明的孩子。母亲聂氏知道了儿子读书的毛病，耐心地劝导他说，学习，一是不可急于求成，尤其是启蒙阶段应打好牢固的基础；二是要有自信和耐性，不可抱怨和泄气，这也是做人的道理。父亲也告诉他：读书不能只是机械地背诵，还要勤于思考，弄懂意思，诵读与理解并重。为了培养自己的耐心，司马光在别人游戏的时候，一个人找个清静的地方心无旁骛地苦苦攻读，直到能在母亲面前把书全部背诵下来才去玩。母亲看到儿子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便着手循序渐进地加深课文的内容，并有意识地开发孩子独立思维的能力。司马光7岁时不仅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解《左氏春秋》，而且能自编故事逗母亲。有一次司马光和一群小同伴在庭院玩耍，一个同伴不慎掉进一只大水瓮中，其他的孩子吓得不知如何如好慌忙逃走，而司马光在水瓮外转了几圈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他捧起路边的一块石头砸开了水瓮，水流出来，同伴也得救了。小司马光这个机智的表现后来被画工绘成《小儿击瓮图》在汴梁张贴。司马光在母亲教诲下，学习进步很快，已由原来的被动学习变成了自觉性的学习，阅读量不断增大。15岁时，他不但饱读诗书，而且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时人称其"文辞醇深，有西汉风"。这为他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聂氏不仅关心司马光的学业，而且从小注重培养他的人格，要求他做人要求实、有气节、光明磊落。

大概在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一天，他想吃青核桃，姐姐替他剥皮，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开后，一个富有生活经验的女仆把青核桃放在开水里烫了一下，皮就剥了下来。姐姐回来一看，便问是谁剥下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可女仆烫核桃的情景被父亲看得清清楚楚，见他撒谎，就严厉地训斥他的不诚实。这件事后来也被母亲知道了，母亲对他说：谁剥开了核桃是一件小事，可撒谎的恶习却是一件大事。撒谎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司马光终于知道了事件的严重性。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学习，他总是十分诚实，不敢有半点虚假。

成年后的司马光沿着读书做官仕进之路节节高升，多数时间是任学士、翰林等闲职。他一生光明廉洁，反对纳妾，夫人亡后坚持不续娶，历来传为佳话。后来司马光受神宗皇帝之托呕心沥血十九个春秋，完成了卷帙浩繁、纪事广博的编年巨著《资治通鉴》。这部书深深影响了近千年来的众多帝王和文人学士，因而他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双绝"两司马"。

1086年10月11日受中风折磨多时的一代史学家和政治家司马光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已在杭州刊刻的《资治通鉴》尚未完成付印。他死后殓入早就备好的薄棺，遗体仅盖一旧布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府中萧然，满屋图书，床上铺一领旧，都慨叹不已。朝廷送来两千两丧葬银，其子遵父遗命全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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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篇佚名文章，自然就联想到：聂氏家族文化与司马光之成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

二，深受怀念、崇敬的“聂母”

此篇佚名文章虽然运用了一些文学艺术笔法，但聂母育儿成才的含辛茹苦及其获得的最佳效应，则是有史可证的。最有力的史证，就是北宋哲宗皇帝赵煦褒奖聂母的诏书。其文曰：“敕。古之烈妇，著在史册，非有忧患，不见名节。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闺门，而湮灭无传，何可胜数。独赖子孙之贤，或以表见于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岂非以显亲扬名之故欤？某官某故母聂氏，早以淑女，嫔于德人。恭俭信顺，以相其夫；慈和严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济于艰难。其遗风余泽，盖有存者。改封大国，正位小君。非独以报其德，庶几令名与子俱传于天下。可。”

文头之“敕”，是古时自上告下之词，南北朝以后特指皇帝的诏书。皇帝所赐此类之“敕”，属于国家级的最高奖赏。在皇帝看来，聂母成功教子，使他得到了一位“名世之士，以济于艰难”，属于“君子之欲得位行道”“显亲扬名”之类的壮举，其“遗风余泽”应该永存天下。敕文最后的“可”，是对聂母文品人品的绝对肯定。因为这篇诏书是苏轼奉命所书，所以后世学者把它收集在《苏轼集》里。（见《苏轼集》卷一百七《外制制敕七十三首》《司马光三代·母聂氏温国太夫人》）现在看来，这篇敕文如实映照了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女姓同胞的悲惨命运，即使是“令德懿行，秀于闺门”的女姓，如果不靠“子孙之贤”“以表见于世”，也只能“湮灭无传”。聂母“令名”虽然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子俱传于天下”，但“令名”之下依然一片空白，当时和后世之人永远不知聂母的芳名。这个没有名字的伟大母亲，其名焉能“传于天下”？现代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聂族众亲，都会对此感到悲哀。好在此篇敕文还能够为聂母的不朽功绩作证，这使我们在悲哀之余还能得到些许宽慰。由于这位伟大的“聂母”，在聂族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所以受到了全体聂族宗亲的永久怀念，永久崇敬！

三，聂氏家族文化造英华

佚名文章和皇帝敕文显示:“聂母”满腹经纶，知书达理，学养深厚，品德高尚。如此气质才干，当然不可能是天生俱有，必然是后天造就。若在这方面追根究柢，就会涉及她的娘家身世和家学渊源。“聂母”娘家何在？其获取学识、砥砺品性的早年经历若何？如此等等，在佚名文章和皇帝敕文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就只好在相关史书中另觅线索。在司马光撰写的《司马光文集·宋故渠州邻水县令赠太常博士吴君墓志铭》中，能够大致显现聂母的家族身世。依其所记“夫人聂氏，秘阁校理震之女”，就知道司马光的外祖父（即“聂母”的父亲）名讳“聂震”，曾在大宋朝廷“秘阁”担任“校理”之职。“秘阁”，又称“秘庭”，是皇帝制诏之所。“校理”，古代官名，执掌、校勘、整理宫廷藏书。由此可证，聂震公是大宋皇帝秘书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属于皇帝的近臣，其爵位不会小于三、四品。此类身阶，证明聂震公家族属于典型的书香门第、黉门世家。如此家族文化环境，造就“聂母”这样的巾帼英才，就不足为奇了。此铭文另外还指明：司马光的两个姨（即聂震公的另外两个女儿），死后均埋在了洛阳金谷乡和洛阳贤相里。其中一位还被封为“河南县君”。这就是说，聂震公培育的子女，个个身手不凡。在中华聂族发展史上，类似聂震公家族这样的书香门第，遍及历朝历代。翻开现存各地的古版《聂氏宗谱》，几乎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聂氏英豪，代不乏人（本人前不久用博文荐誉的《聂心如公传》，是另一例证）。聂氏家族文化能够造英华，是我们聂族伦理文明发展史的一大亮点。全球聂氏宗亲每忆及此，都会引以为荣。

四，文化特色和文化载体

聂氏家族文化同中国社会其他各个姓氏家族文化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聂氏家族文化能够造英华，其他各个姓氏家族文化都同样能够造英华，这都有大量史实可证。但各个不同的姓氏家族文化，既有大量的共性特征，也各具个性特色。在此，仅以“聂氏家族文化何以能够造英华”为题，对聂氏家族文化的个性特色，作一些试探性的研究。

   研究聂氏家族文化传承体系及其个性特色，自然离不开古版《聂氏宗谱》。当今研究“聂母”、司马光母子二人何以成才，最好是能够见到聂震家族的古版《聂氏宗谱》。如果仅限于此，就只能暂停研究。好在聂氏家族文化所要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大多体现在历代《聂氏宗谱》的《祖训家规》之中，各地现存古版《聂氏宗谱》之中的《祖训家规》，尽管篇章结构、文辞繁简各有不同，而其总体要求、基本原理，则是大同小异。无论研究何地古版《聂氏宗谱》中的《祖训家规》，都能显现出聂氏家族文化的个性特色，并能从中发现其造就英华的内在奥妙。下面仅以安徽寿县霍邱《聂氏宗谱·家训家规》为例：

   安徽寿县霍邱《聂氏宗谱·家训家规引》

   规训著于谱，皆浅近之言。原以望族人，触目惊心。勉为善，戒为非。苟泛然相视，即柳之家法，颜之家训，亦如纸上陈言。昔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愿子孙读此规训，师其所教，避其所戒，以力行为主。将在家可为令子，在国可为良士，育才成德之津梁，亦藉乎是也。谨列规训于左：

睦宗族：族人虽有亲疏，自祖宗视之，则无亲疏。故喜必庆，忧必吊，

       岁时伏腊，必相往来，以笃一本之谊。其有贫乏者，周济之；

       愚懦者持扶之。若相视若途人，何以对祖宗于地下。

亲邻里：同井共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诚不可不睦。吾子孙勿以

       富贵而生忮心，遇贫贱而起贪念，勿因牲畜相犯、儿童相争

       彼此嫌隙，不相往来。

信朋友：同类为朋，交深为友，居五伦之一，须择胜己者交之。藉以

       劝善规过，不徒往来虚文。若不择交，植党饰貌，翻云覆雨，

       乌所谓朋友有信。

勤职业：圣王在上，必警游惰。吾子孙，士农工商，各执一业。慎勿

       游手好闲，不习恒业。若东游西荡，必心术坏而家产破，将

       流为匪类，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教子孙：语云：振家声，在读书。夫天之生才，不限以地。族内子弟，

       每多生而颖敏，可以琢磨成器。或吝膏火束修，有弃学而业

       农。为祖、父者，须以读书教子孙，庶可以光宗耀祖，即或

       不成亦可以变化气质，言语举动，自无忖俗。族人须念祖宗

       书香一脉，择严师以训悔，勿任姑息废学。

（安徽寿县霍邱光绪二十七年《聂氏宗谱》，载有“规训”数十条，此处从略。）

认真细读上述“规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深度启迪。其鲜明特色在于：第一，“振家声，在读书”。为祖、父者对所教养的子孙，除非遇到人力无法克服的困难，都“须念祖宗书香一脉，择严师以训悔，勿任姑息废学”。第二，送子孙读书的基本目标，是“育才成德”，“在家可为令子，在国可为良士”。最好是“琢磨”成大器，成就大业，“光宗耀祖”；最起码也要通过读书“变化气质，言语举动，自无忖俗”，让他们在一生之中都能规规矩矩做事、堂堂正正做人。第三，全族上下，无论辈分高低，都须忠实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受教者，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授者。不仅善于言传（即“善教”和“善学”），更要善于身教（即带头亲身实践）。“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家训家规》中的许多具体规定，例如，“睦宗族”、“亲邻里”、“信朋友”、“勤职业”、“教子孙”等等，都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言传身教。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处世仁德为本，传家诗书当先”。聂氏家族文化的个性特色，全在于此。聂族世世代代，都循此前行。在旧中国，广大受生活所困、衣食难保的聂姓家族，虽知“诗书传家”的重要，但却无力让子孙上学读书。即使如此，他们日日夜夜都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送子孙上学读书。生活稍有着落者，都会极力送子孙上学读书。所有聂姓名门望族，更会“念祖宗书香一脉”，把“振家声，在读书”当作必须遵行的信条。像本文论及的聂震公家族以及历朝各代有所作为的各个聂氏家族，都是“振家声，在读书”祖训的坚定遵守者和成功实践者。回顾聂族以往全部发展史，类似聂震公这样成大器者当然只能是少数，而我们聂族自古至今的蓬勃兴旺发展，则是得益于坚守“处世仁德为本，传家诗书当先”的文化个性特色。

“处世仁德为本，传家诗书当先”，是聂氏家族文明进步的文化主轴，而全部聂族成员则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活动载体，并且由此显现出了聂氏家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因如此，司马光在聂母的谆谆教诲之下顺利成长，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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