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钱氏的“名流现象”让人喟叹不已。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以及他们父辈和长辈的钱穆、钱均夫、钱玄同，皆堪有“人中龙”之称；政界如钱昌照（原政协副主席）、钱其琛（前外长）、钱正英（前水利部长）；还有学术界的钱穆和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等。当然，钱氏家族中最是科技界人才辈出，除了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钱伟长外，还有钱钟书堂弟的钱钟韩（教育家、自动化专家）、钱临照（物理学家）、钱令希（力学家）、钱易（环境工程专家）等，屈指算来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科学家，就有百余名之多，他们分布于世界上的50多个国家，其中如近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钱永健。

        因此，后来还有一个关于“江南钱氏”的美好“文化神话”，即所谓“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就是分指钱永健、钱复、钱其琛以及钱穆、钱钟书、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等。如今，因钱伟长的逝世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文化世家”现象的浓厚兴趣。

　　“钱氏名流”现象背后的“秘密”

　　钱氏家族的繁盛，其原因不外如下几点：

　　1、所谓“文化基因”。江南钱氏始于古代吴越，其时钱氏支派已达100多个，且多集中于江南的江浙一带，更以杭州、无锡、温州、临安为其聚居地，由此形成杭州钱氏、无锡钱氏、嘉定钱氏、嘉兴钱氏等支派，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就分别是无锡、杭州、湖州的钱氏支派。所谓“文化基因”，是指其同根同源，“地利”是中国经济重心的长区，其地域相邻，加之人缘相亲的“人和”，以及文化相融、经济相通，还有随时演进的“天时”，即早在一千多年前，涵盖当今长三角的吴越地区经济、文化联系就十分密切，尤其是在钱镠建立吴越国之后，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就达到了高度统一和繁荣，而建立吴越国的武肃王钱镠就是钱氏家族的祖宗。一个家族的兴旺，脱离了这样一种背景是无法想像的。因此，江南钱氏的繁盛得益于江南素为鱼米之乡，经济繁荣，百姓富庶，此处一向是中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历史上较少战乱的地区之一。

　　此外，江南东部沿海，也是中国近代最先开埠的地区之一，来自海外的新事物、新观点也最早在此登陆和传播，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比较开放和活跃。是为江南钱氏繁盛的“诱因”。

　2、“富”可以带动“强”，“强”究竟要看文化。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点，“农”与“仕”形成一种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就有了所谓“耕读世家”。那么，这种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呢？江南钱氏提供了一个样板，原来在其内部早就有了经济上的“义田”（以及“义庄”、“祭田”等）的制度安排，所谓“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以此实施于钱氏内部，就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基金”，例如钱穆帮助少年丧父的侄儿钱伟长完成了学业，就是这种家族内部互助互爱的族亲精神的体现。族亲，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文化，这也是江南钱氏抱团密集产生人才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与钱氏的人口基数有关，钱姓尤盛于长江三角洲，有人曾统计：如今江南钱氏约占全国钱姓人口的42%，达160万人，而宋代编写的《百家姓》就将钱姓排在第二位，可见钱氏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显贵的姓氏了。那么，有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其优秀人才的产生也就是可以想象出的了。

　　3、作为人才学的示范。江南钱氏如今看来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教化”的作用，也即所谓人文教育。江南钱氏最早就有“钱氏家训”、“钱王遗训”传世，钱镠在世时提倡尊教重学、忠厚传家，这两条（主要是梳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种关系，其与儒家士大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近，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换言之，具有充足的德、智、体、美诸教育理念的集合）广泛地影响着数以万计的钱氏后人，如钱伟长生前曾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这加之传统意义上的“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耕读世家，以及家族教育的彰显，特别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教育示范，其结果就是家风端正，其子孙学习的目的性也非常纯洁，即其对读书的热爱不是单纯为了学历或者未来可期的物质待遇，而是完全的对知识的追求和热爱。相反，他们对权力和金钱却视之淡然。这其实就是一种长久的富于生命力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

　　重新打量“世家”与“文化”的关系

　　关于世家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寅恪曾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有精到的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陈寅恪所描述的现象，在中古时期尤为明显，此后世家大族在社会变动中不断被庶族蚕食，唐宋科举制度的人才选拔也对其产生了猛烈的冲击，最终世家无法再占据文化的主流地位。不过，“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的现象依然不断。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古代文化学术的传承主要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种方式，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新教育制度的逐步确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成为造就人才和网罗人才的公共性空间，私人性的“家学”被再一次挤到边缘位置。然而，由于家族制度的依然存在，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世家文化并没有消失殆尽，它在新的语境下又暂时找到了赖以生存的依据，如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颇为耀眼的广东新会梁氏、安徽建德周氏、江西义宁陈氏、浙江德清俞氏，当然还有江南钱氏。不过，如今随着这些世家中主要代表人物的相继去世，特别是社会的转型，教育体制的定型和刚性（大众化、产业化），职业科层化，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所谓“世家”与“文化”的关系已式微，或竟完全分离，或许钱伟长的故去也竟宣告了上述文化现象已是绝响，是“广陵散”，也就是说，上述的“文化世家”已经不再是文化现象，有之也是“个案”的现象了。

　　不可忽视家学、“家教”的作用

　　“世家”与“文化”，又可以带出一个“家教”的话题。现在的“家教”，意义已决然不同于从前的“家教”了。现在的“家教”是应试教育的扩大。中国科坛巨子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等所以有出息，不要忘记：钱伟长有一位著名的叔父就是国学大师钱穆；钱三强则有钱玄同这样一位父亲，他是中国新文化、新文动史上不能绕开的人物；钱学森也曾回忆：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也是父亲钱均夫以及他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师长们，其父辈和师长除了向他们传授具体的知识之外，还经常与之讨论时事，传达对人民、社会、国家的关心，因此他们的成长就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作为“巨子”（大才而非小才）的养成，又是其父辈和师长不仅大多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又有现代的眼光，所以他们才会有大视野、大境界，终成一代名流。其为大，不为小，钱氏家族中的科技巨匠虽然姓钱，但正如钱学森生前所说自己“不爱钱”，江南钱氏出众的人物大多是科学家或文学家等。当然术业有专攻，学科和职业可以由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过，那绵延的文化精神却是百川归源，如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所云：身教和家族环境的陶冶，其助力不可谓不大，“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此所谓人文化成是也。温家宝总理曾在看望钱学森后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显然，人文化成，如今的大学（大楼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失色于过去的“家教”，记得钱穆先生回忆早年受教，最后怅然：“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师友杂忆》）传统的优良力量未能被后人适当的加以引导和利用，而是采取了连同洗澡水和婴儿一齐抛洒的所谓“决裂”作法，这是让人无限感慨的了。

　　“文化世家”的意义

　　所谓“文化世家”，如江南钱氏家族，其作为中国传统士子家族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可谓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如今我们回溯其家族几代人的兴衰变迁，也是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痕迹，以及透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路历程。换言之，是从一个家族的发展史来了解一个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演变的梗概和脉络。

　　另外，人说“富不过三代”，古代的孟子也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管古往今来，大凡豪门望族都逃不过这个刚性的定律，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此人们也习于“惯看秋月春风”。不过，原来绵延不绝的“文化世家”如今急速地消亡，却不禁让人长吁短叹了起来，因为文化的盛衰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这种变数的积累。许多人喟叹从前的所谓“文化世家”如今大多消亡不存，这似乎是一桩令人感慨和让人凭吊的事情。那么，或者是历史的悲伤和遗憾，或者是现实的焦虑和遗憾，在我们生存的全球化的时代，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议论我们在“富之”之后，如何进入“教之”（《论语》），以及我们如何获得我们民族的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等等。而这样的话题，以及由此的践履，不用多说，真是“任重道远”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