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语言起源理论可以根据它们前提假设的不同划分为连续性假说与非连续性假说两类。连续性假说的基本思想认为语言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形成其最终的形式，它一定是由人类灵长类祖先的早期前语言系统演变而来。非连续性假说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语言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只能是在人类演化历程中的某一时间点上相对突然地出现的。不同理论间的另一区别是，有些认为语言是一种先天的能力，由遗传因素决定，另一些则认为语言具有文化性，是通过社交接触而习得的。

现今唯一一位重要的非连续性假说支持者是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如此回应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说：“在研究语言起源的很长历史中，人们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从猿类的叫声中演变而来。然而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语言是基于与任何动物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的”。而当问到如何解释语言起源时，乔姆斯基的回答是我们无法知晓：“讲一个神话故事的话，很久以前某些灵长类动物在到处闲逛，突然间，或许是在奇异的宇宙射线的辐射后，产生了一些随机突变，它重组了灵长类大脑，并将一个语言器官植入其中”。他提醒说不应该仅仅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他的故事，同时也坚持“和其他包括语言在内的与演化有关的神话故事相比，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最近，乔姆斯基甚至更进一步地指出，产生于某个个体的一个随机突变，导致了语言在突然之间便以完美或近乎完美的形式出现。

大多数学者则更倾向于连续性假说，但对于演变的过程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把语言能力看作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其中包括史迪芬·平克在内，他们避免去研究灵长类中明确的语言雏型，而是简单地认为“语言本能”是通过通常的方式渐进演化而来。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语言并不是从灵长类的交流、而是从灵长类的认知能力中演化而来，因此也更为复杂。而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等学者则认为，语言是从灵长类的某些可以通过认知控制的沟通方式中发展而来，这些方式更多地是基于手势而非发声的。还有些支持发声说的人把语言看作是发源于音乐的。

同时还有学者超越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二分法，他们认为语言的出现是某些社会转变的结果。由于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公众信任，使得人类将原先已潜藏的语言能力解放出来。这些学者指出野生的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也有潜在但几乎从未使用的符号能力。

演变

由于语言的起源处于人类史前史的非常早期，因而其发展过程未能留下直接的历史遗迹，同时如今也没有发现可与之相比较的发展过程。尽管如此，现代新诞生的一些手语（如尼加拉瓜手语）可能可以让我们看到语言发展中必定出现的阶段与过程。另一种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早期人类化石，以图找到适应语言使用的生理结构变化的踪迹。而对一些已灭绝人类的DNA的检测中，能否找到与语言功能有关的基因（如FOXP2）或许也能为我们提供许多信息。还有一种考古学方法，是去寻找象征行为（如重复的仪式活动）所留下的考古学遗迹，比如用作人体彩绘的颜料，同时从理论上论证由象征行为到语言的逻辑关系。

语言的演化与其所需的解剖学上的先决条件，理论上其时间跨度从人属（230至240万年前）自黑猩猩属（500至600万年前）分化出来一直到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的完全出现为止（约5至15万年前）。一般都认同南猿与类人猿的交流方式并无显著区别，但对于人属约250万年前出现后的发展，学者间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一些认为能人就已经有了原始的类语言系统，另一些则认为到直立人（180万年前）或海德堡人（60万年前）时才有原始符号交流，而到10万年前的智人之时语言才开始发展。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则使用了统计学方法来估计形成今天现代语言的分布与多样性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她认为有声语言的出现至少在10万年之前。这一结果也得到其他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证据支持，显示语言出现于中石器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某处，大约在智人出现之时。

语言学家认同已无现存的“原始”语言，所有现代人类所说的语言都有着差别不大的复杂性与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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