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因

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表面是号称延续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

但是实际上《大明会典》载正七品除了底薪外还有其他实物补偿或其折抵津贴:

岁该俸九十石。

以上合计一年约领大米一千一百零五公斤还有绢布、二十七两五钱白银及宝钞三百六十贯足够十二口人一年的开销，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妇、诰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并不包含在官员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开销也不需要地方官员负责，再加上七品优免田赋八十亩，免丁徭八人，又再加上稍为大一点官多半有兼职俸。(比如夏原吉领户部尚书、太子少傅、少保三种职务俸禄，王守仁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妇的俸给，各边镇守各官尚有一至二十顷的养廉田，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官，也不需要被被内务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讹诈)，明代官员真实的薪俸比表面所认知的要来的高。但明朝官员一般家口众多，以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除了老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而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当时钞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生活就不免拮据。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标准也不算高，但已显得捉襟见肘了，至于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战时分赃制的满人至上分肥制度，除了本薪支俸外的东西全部遭大量取消或没收尤其是汉人官员，导致很多官员在雍正前根本食不裹腹，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因此在康熙末年几乎是无官不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对官员贪污。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十倍到百倍，其标准混乱缺乏公平性。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范例：

总督为一万至两万两

巡抚为一万至万五千两

布政使为五千至九千两

按察使为三千至八千四百四十四两

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一百五十五两银，养廉银则达一万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六十七两银，军事加给一百四十四两银，而养廉银则为一千五百两银，“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设各兵加饷银九百五十二两耳，凡共需银四千六百余两。”。

后果

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因此反而加重贪污，一般的京官因为没有统治地方没有火耗或税赋，京城开销又大，并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所依赖的是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等行贿，李慈铭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家书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而各地又有肥瘦之分能调到繁荣地区当官当然收益大，这就促使地方官和京官的权钱交易关系，谁能调到哪里去当官，京官往往有实质影响力。

另一方面养廉银又助养官员的豪奢，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

研究书目

Madeleine Zelin（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佐伯富著，郑梁生译：《清雍正朝的养廉银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

参见

高薪养廉

中国俸禄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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