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差会出版了若干个汉语文理（文言文）圣经，彼此在用词和翻译原则上都有差别。1858年出版的《委办译本》是集众人之力合作翻译的成果。可惜由于当时各差会的宣教士之间期望相左，意见分歧，以致文理《委办译本》统一中文译本的目的最终并未达成。

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同时以深文理、浅文理、官话翻译，以“《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为目标。与会者几乎一致肯定需要一本联合的官话译本。至于文理译本方面，英国传教士维护他们使用多年的《委办译本》，因其译文优美，教会甚至曾将这译本两度进献于清廷，可见其地位显赫；他们坚持最多只需将这译本略作修订，便可用为联合译本。美国传教士不喜欢委办译本，因其多处地方不忠于原文，且杂糅儒家概念，又认为需用较浅易的文言重译。结果大会决议同时翻译两种文言译本，即深文理和浅文理，以化解两派间的矛盾。

浅文理和合本

浅文理译本的委员有包约翰、白汉理、汲约翰、叶道胜、纪好弼、戴维思。他们都有译经经验，故没有跟从和合本翻译原则，以自己的方式翻译。他们完全采用《英国修订译本》所依据的《新订希腊文文本》翻译新约，严格用形式对等翻译。

他们工作进度很快，在三个委员会中是最早完成新约，但是他们执著于与希腊文原文对应，使得译本违背中文文法，中国读者难以明白。译本文体也非计划原先设想的用浅易文言，而是可以和深文理相比的文言。后来1907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只翻译一部文理圣经译本，并称要将深浅文理新约译本合并为一部文理译本。但正如当时多数传教士所料，后来的文理译本就是深文理译本，浅文理并无合并在内。

深文理和合本

深文理译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有湛约翰、谢卫楼、韶玛亭、惠志道、艾约瑟。委员间对翻译的看法有很大分歧，难以合作。湛约翰和韶玛亭逝世后，由皮尧士和罗为霖继任。直至艾约瑟也逝世后，1905年委员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新约在1906年第二次会议完成。

1907年传教士大会决定只翻译一部《旧约》文理译本。文理译本委员会成员为当时的四名深文理译本委员，再加入安饱德。原来由谢卫楼任主席，进度缓慢。他辞去委员职务后，惠志道继任主席，进展明显加快，1915年完成《旧约》。等到官话译本1917年完成后，两部译本就音译方式和量度单位协调修订。1919年6月《文理和合译本》圣经出版。

《文理和合本》在1920年至1923年修订新约后，1934年印行最后一版。

不过，《文理和合本》也有其影响，如培正中学解释校训的经文，正是取自文理和合本 。

国语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译者与中文助手，从左至右：鲍康宁、刘大成、富善、张洗心、狄考文、王元德、鹿依士、李春蕃

  旧版《国语和合本》

现在称为《和合本》的圣经，初称《官话和合本》，用了清朝的惯用称呼“官话”，至清末民国时期“官话”逐渐改称“国语”，故此改名《国语和合本》。 因著《国语和合本》大为流行，成为教会唯一在用的和合译本，现今简称为《和合本》。

在官话和合本诞生之前，麦都思与施敦力曾于1857年将委办译本的新约改写成南京官话出版；1872年，华北的英美宣教士包约翰、艾约瑟、施约瑟、白汉理、丁韪良翻译《北京官话新约全书》；1874年，施约瑟独自一人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译完北京官话旧约；1878年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为新旧约全书 。官话和合本在多处地方参考了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官话和合本》委员会的委员有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1836年－1908年）、美国公理会的富善（1836年－1925年）、中国内地会也是浸信会的鲍康宁（1852年-1922年）、英国伦敦会的文书田（1847年-1914年） 、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1854年-1939年），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后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传教士，前后有十六位 。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即王宣忱 ）、邹立文、张洗心、李春蕃等人 。在狄考文翻译新约的过程中，他的继配夫人狄文爱德曾协助他，为官话新约的翻译制作了一份希腊文-中文的索引 。和合本的翻译共遵循四项原则 ：

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

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白。

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

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意译。

委员会在翻译官话译本时，官话之确切的书面形式和标点符号尚未成熟和定型，委员会需要商量采用一个共通形式。主席狄考文主张文体要贴近官话口语。他也设计了圣经中的标点，除传统句读的句点（。）和逗点（、）外，增加了圆点（．），作用如同英文的分号和冒号。1906年，新约译完，1907年出版。之后开始翻译旧约。狄考文在1908年逝世。富善成为新的主席，与其他委员一道，继续翻译旧约，于1917年将旧约译完。在翻译过程中，委员们意识到官话逐渐取代文言成为书面语，《圣经》官话译本或会成为重要作品，因而在1918年3月，着手把新约全面修订，使得译文更具文学风格，并于该年年底修订完毕。1919年4月22日出版《官话和合译本》。1939年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

影响

官话和合本的问世刚好赶上了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较早的白话文翻译著作，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其中一些词语已经成为家传户晓的中文成语，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代罪羔羊”、“披着羊皮的狼”、“迷失的羔羊”、“眼中瞳仁”，等等。后世誉之为 “适合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本 ”（周作人,1921）、“新文动的先锋 ”（朱维之,1992:70）、“中文圣经翻译史的巅峰”（《圣经新译本》2001年版序 ） 。当代诗人杨牧曾在他的文章中，盛赞和合本文体，誉为一种特殊的优美文体 。

和合本采用直译，忠于原文，广受欢迎，很快取代了之前的文言文译本和白话文译本，到20世纪30年代，便成为惟一流行的圣经。很多中国人通过和合本圣经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宋尚节、王明道等敬虔的基督徒得以涌现出来。

标点及少量人名地名的更新

1962年，书题从《旧新约全书》改为《圣经》，又修订极个别字，如将“亚比亚”改为“亚比雅”。前版段与段之间都用大圆号（〇）分隔，新版除了少数段落外，每段都开新行。前版用小字在书眉上标示段落大意，新版每段前加黑体字标题。前版不分栏，新版仿效外文圣经，将每页分为上下两栏。前版引号款式为一勾一点（ ），新版用空心方角（即直排的双引号﹃﹄）代替。前版《诗篇》不分行，新版每节分行（其他经文中的诗歌不分行）。新版在每卷书后加上插画。1962年的版本是现在正体字和合本中最常用的版本。 新版也有不如前版的地方，比如前版对新约中所引的旧约经文，会在书眉注明出处，新版在页中未留空位，便不注出处。尽管如此，新版在目录之后的说明中，仍说道“新约书中，常有引旧约书中的话……每遇此话，加以引号，用注指明何章何节……”，完全照录前版说明。

1988年，联合圣经公会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该版所做的修订主要包括：使用通用标点符号，按诗体排印原文为诗的经文，按现代用法区别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将现在通用的字代替某些不再使用的字，如把“喫”、“纔”、“彀”改为“吃”、“才”、“够”，又修改部分人名译法，有的地名采现代译名。该版本主要在海外华人信徒中推行，也有人对人地名的改动提出了反对意见 ，例如望文生义地指“流便”是“不雅的译名”，改成“吕便” ，而不知“流便”这译名其实也是形容词，实际意思是“畅顺”，与修订者所想的截然不同。

卷名章节及缩写

和合本卷名章节及缩写（《约翰一、二、三书》的缩写，使用中文大写数字，以免与用中文小写数字的章数混淆，例如“约二3”指约翰福音二章三节，“约贰3”指约翰二书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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