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经世之学即治国之道，治民之术，广义而言，一切以治国治民、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问，都是经世之学，具体来说，包括政务、财政、教育、科举、礼制、刑法、工程、屯田、水利、盐政、军事、天文、地理、农田等实务，既讲求施政功效，又谨守儒家以民为本、为民立政的信念。

经世之学也着重史学，提出“史学经世”之说，要把历史经验用于现实。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反对理学家的虚谈，反对空谈心性，也反对琐碎无用的考据。

发展

明末清初

从16世纪开始，士人广泛以“经世”一词指治国之术。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开创先河，收录大批案例、档案、政论。当时地方志也收集档案、文章以助治民。明末东林党开辟经世的风气，议论时政，批评官员，自此经世思想传遍士林。陈仁锡受东林改革精神影响，编订《八编经世类纂》225卷及《皇明世法录》92卷，反映当时政治弊病。1638年，陈子龙也编成《皇明经世文编》504卷，搜罗明代大臣奏疏3000多篇，反映有明一朝的治乱事迹与制度演变，补救弊病。

明末清初时，经世成为士大夫的共识，顾炎武、李颙、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都注重经世致用。李颙编《时务急策》一书，列举自南宋以来的经世著作，包括屯田、水利、盐政、武备等多种实务。而顾炎武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经世著作。黄宗羲则写成《明夷待访录》评论政治制度。清代初年的颜李学派更强调实用，特别着重“礼、乐、兵、农”四大项目。

清代中期

清代中期，考据学兴起，经世之学一度旁落。但考据学中诸大儒仍不忘经世致用的理想，戴震和钱大昕都强调儒学可以经世。而汪中研究礼经，也希望可以有益于日用民生。此时经世之学可说深藏在儒学的底层。

晚清

19世纪前期，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忧患意识加深，经世之学重新兴起，并扩大为救国救时的学问。乾、嘉时期的士大夫热衷刊印诗集，道光时官员则大多出版时政著作。自1825年，魏源和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之学的划时代文献。全书分为学术、“治体”（朝廷）和清朝六部事务三大部分。咸丰年间，张鹏飞刊行《皇朝经世文补编》，补充魏源原书。其后饶玉成（1882）、葛士濬（1888）及盛康（1892）都分别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三书皆120卷，沿用魏源之书的体制。葛士濬一书在六部事务后特加“洋务”20卷，经世之学超出传统限制，扩展到西学。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也受当时经世之学影响。

甲午战争后，更多经世著作问世，如陈忠倚（1898）《皇朝经世文三编》、邵之棠（1901）《皇朝经世文统编》、何良栋（1902）《皇朝经世文四编》、求是斋（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及麦仲华（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

参考书目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经世致用”条，页418-431。

余英时著，程嫩生等译：《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孙逸仙的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页241-265。

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页77-167。

Jerry Dennerline（邓尔麟）著，宋华丽译：《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2）。

林满红著，詹庆华等译：《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延伸阅读

黄克武：〈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埸之分析〉。

林满红：〈古文与经世: 十九世纪初叶中国两派经世思想的分殊基础〉。

李国祁：〈道咸同时期我国的经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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