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祖孝孙传》，祖孝孙是幽州范阳（今北京一带）人，博学，通晓律、历、算数，在隋文帝杨坚的开皇年问（公元581一604年），已任协津郎之职，同原来在南朝陈做乐官的蔡子元、于普明修订雅乐，又向毛爽学习源于东汉京房的律学，从六十律算到三百六十律，以便旋宫转调（六十律、三百六十律只是理论上的推算，人耳是难于辨别的，本文也不再多作介绍）。

祖孝孙雕像

《祖孝孙传》说：“唐武德七年，始命孝孙及秘书监窦琎修定雅乐……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还说：“事具《乐志》”。《旧唐书·音乐志》（以下简称“旧志”）却是这样说的：“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

《新唐书·礼乐志》（以下简称“新志”）的说法是：“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定乐。……乐既成，奏之。”

司马光参斟新、旧唐书的说法，在他主编的《资治通鉴》里，先在武德九年说：“春，正月，己亥，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唐纪七》）

后在贞观二年说：“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唐纪八》）

根据以上材料看来，高祖李渊叫祖孝孙制定雅乐当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春，而其完成则在两年多以后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史料现的矛盾，是首先须要加以辨正的。

上文提到的蔡子元、于普明、毛爽、窦琎等人，史书上都只是提到一下，没有具体的事迹。所以既不能做专门的介绍，在本文中也只能略过不谈。

上引《旧唐书》的传和志里还都说到，祖孝孙认为南北朝的雅乐，“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所以他制作的“大唐雅乐’，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的结果。本来嘛，音乐总是有地方色彩、民族风格的。南朝地处吴楚，不能不具有吴楚的地方色彩；北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当然有自己的民族风格。祖孝孙的看法，一方面反映了他以北方的中原地区为基准的传统观念，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音乐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有充分的认识。他的“斟酌南北”，意思是对南方音乐的地方色新口北方音乐的民族风格并不是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通过斟酌，有所吸收的。

唐朝时流行雅乐

《旧志》说祖孝孙所制的“大唐雅乐”一共是十二套，所谓“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这“十二和”，具体是：《豫和》、《顺和》、《永和》、《肃和》、《太和》、《舒和》、《休和》、《政和》、《承和》、《昭和》、《雍和》、《寿和》。但是“十二和”的音乐究竟如何，现在是不得而知了，它和“三十一曲，八十四调”的关系，也无法弄清楚，但是这些历史陈迹，还是值得注意，应该知道的。

《旧志》还说：“初，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余五钟虚悬而不扣。及孝孙建旋宫之法，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这是说，十二个一架的编钟，在隋时由于只用一个宫调，有五个钟是虚悬不扣（敲）的，由于祖孝孙创建了旋宫转调的方法，乐器既能物尽其用，音乐也就丰富了。

旋宫转调

《资治通鉴考异》引《魏文贞公故事》，说太宗李世民讲：“人皆以祖孝孙为知音，令教声曲，多不谐韵。此其未至精妙，为不存意乎？”可以想象，皇帝叫他去教宫人们唱歌，他是不敢不存意（不当一回事）的，只是他精妙的是乐器、音律，而不是声乐、歌唱，“多不谐韵”也就难免了。人总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祖孝孙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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