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
历史
佛教僧团中,不问年龄、种姓、与地位,以先出家受具足戒者为上座(Sthavira),后出家者应对他们表示尊敬。如《摩诃僧祗律》中说:“先出家(受具)者,应受礼、起迎、合掌、低头、恭敬。先出家者,应作上座:应先受请、先坐、先取水、先受食”。而僧团中的所有成员,称为大众。僧团采取民主原则,僧众一律平等,都有权利参加僧团事务的讨论和表决。
现代佛教研究者如印顺导师认为,“尊上座而重大众”是僧团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实务上,因为信仰及戒律的看法不同,谁能够主导僧团的走向,经常引起上座长老与一般大众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成为部派分立的原因。
根本分裂
所有部派共同传说,在释迦牟尼过世后,佛教僧团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传承。分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戒律的见解不同;也有传说认为,是因为大天五事造成。
现代学者考证认为,根本分裂的时间,应晚于七百集结,印顺法师认为其时间可能在释迦牟尼过世百年之内,阿育王即位之前。在七百集结中,西方系的比丘僧团,以拘舍弥、摩偷罗为根据地,形成根本上座部,东方系僧团于毗舍离形成大众部,两大传统就此形成。
先上座部与分别说部
根本上座部中,在西南印阿槃提的僧团,发展为分别说部。原先在摩偷罗国的僧团,形成先上座部,向西北印度罽宾发展。现代学者综合南北传主要文献分析认为,在阿育王在位初期,形成先上座部、分别说部、大众部三系鼎立的局面。
从《善见律毘婆沙》记载来看,当时虽因为传承及地域分布,使得部派分裂,但各部派间仍是相互尊重,并没有太大分歧。但阿育王出身西南印度,在政策上可能偏向分别说部与大众部,压抑了西北先上座部僧团,使得僧团之间产生嫌隙。各部派僧团寻求政治力量的支持,以发展自身势力。在阿育王之后,各部派僧团逐渐形成不相容的态势。上座部后续分化的主要标志性文献是提婆设摩《识身论》,此论先批判“分别论者”为“诽谤、违越、拒逆世尊所说契经”,再自称“性空论者”而批判了“补特伽罗论者”,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先上座部
佛灭第三百年初(即佛灭二百多年后),先上座部的成员中,在拘舍弥一带的僧团,形成犊子部。迦多衍尼子在恒河流域某地著《发智论》,批评犊子部的宗义,影响了在摩偷罗国与迦湿弥罗的上座部僧团,成立了说一切有部。犊子部与说一切有部的分立,形成四大部派传统。
其中以说一切有部最为兴盛,也深深影响到汉传佛教及藏传佛教。而不同意说一切有部学说的旧有先上座部成员,部分迁移至山区,形成雪山部。
犊子部因对《发智论》中的一颂的解释不同,又分出四部,其中以正量部最为盛行,并取代了原先犊子部的地位。
分别说部
在分别说部中,阿育王时,摩哂陀至锡兰岛传教,在锡兰岛上形成赤铜鍱部。留在印度本土的僧团成员,则依地域,发展成化地部、法藏部与饮光部。
在锡兰岛上,赤铜鍱部先形成大寺派,之后分出无畏山寺派。现代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是由大寺派所发展而来。现代学者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解读出,在当时印度有被称为大乘上座部的宗派,可能是受到大乘佛教影响的上座部僧团,许多佛教研究者认为他们源起于赤铜鍱部的无畏山派。但是他们的传承并没有流传下来。
部派区别
上座部与大众部最大的不同,在于上座部重律,认为记载的古代所制戒律的一切内容都不能改变。而大众部重法,认为佛陀的律法要适应僧众所处的具体环境,在不舍小小戒的前提下,僧团可以根据共识确定戒律执行细节,比如不捉金钱戒及卖买戒的执行细节。而在戒律方面,上座部尊重上座比丘的意见,由上座僧伽的集体来决定戒律制定与戒律解释的工作;但是大众部则是认为应由僧伽的集体意见来决定戒律。上座与大众同样接受在家众参与僧团事务的讨论。
至于在教义上,上座部认为“二佛不共世”,而大众部认为有“十方及无量诸佛”,这是两派主要的不同。
上座部部派表
传统说法
现代考据
按现代佛教研究者的看法,大众部分派按上座部记载,上座部分派按大众部记载,对各部派做如下简单整理:
根本上座部
相关条目
佛教宗派
小乘佛教
说一切有部
犊子部
经量部
上座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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