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林乐知生在美国乔治亚州（Georgia），幼年父母双亡，由姨父母赫金斯(Hutchins)抚养长大，他们都是极有爱心的基督徒。

林乐知小学毕业后，考入牛顿郡的斯塔维尔中学读书，在此期间接受基督教信仰，加入美国南方监理会教会。18岁时，林乐知进入美国埃默里学院（Emory College, ，现在是埃默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读书，于1858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不久，即被按立为牧师，当时年仅22岁。同年，林乐知与玛丽•休斯顿小姐(Mary Houston)结为伉俪。玛丽也是一才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郡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Macon, Georgia)。由于二人皆有前往海外宣教之心志，故于婚后不久，他们共同接受美南监理会差会（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差派，前往遥远的神秘国度--中国宣教。

1859年底，林乐知夫妇带着他们新生的女婴从纽约登船启程前往中国，从大西洋绕道非洲好望角，横跨印度洋路经香港，历时210天之久，最后于1860年（咸丰十年）7月抵达上海。从此林乐知以上海为基地，开始了长达47年的宣教生涯，将其毕生的黄金岁月，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

传教生涯

一个人的传教站

1860年，林乐知夫妇抵华之际正值多事之秋。在中国北方，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避走热河。在南方，太平天国军席卷江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林乐知原拟前往杭州开辟宣教工场，因此被迫暂居上海。到中国后不久，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林约翰；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之意，改名为林乐知，字荣章，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林乐知到上海后第二年(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林乐知故乡乔治亚州加入到南方阵营。由于战争，监理会差会无力顾及海外宣教士的生活，这使得林乐知经费断绝，不得不在宣教事工之外，兼谋一些差事来贴补家用。他曾先后担任过商品推销员，以及保险经纪人等职，以维持生计。后来在冯桂芬的介绍下，林乐知在清政府办的广方言馆内谋得英文教习一职；不久又应徐寿之请，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同时还兼任字林洋行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的主编。

林乐知对这段艰苦日子曾如此记述说：“长达四年之久，我们收不到母会分文，也接不到亲友片纸只字。全家生计陷入窘局，起初靠典卖教会物资暂时维持。然而此举终非长久之计，为了养活妻儿，只能暂时搁下宣教正务，抽身出外工作赚取工钱。”据其同仁傅兰雅（John Fryer）描述林乐知：“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末有片刻闲暇。”

林乐知如此勤奋工作16年之久，根据日后《教会新报》的有关记录，林乐知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格致启蒙博物》、《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地理》、《万国史》、《欧罗巴史》、《德国史》、《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列国陆军制》、《新闻纸》、《地学启蒙》等10余部。1876年，清政府为表彰林乐知在译书和教学方面的贡献，特授予他五品顶戴官衔，后又"钦加四品衔"。同一时期，林乐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促使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在中国得以广传 。

“上行下效”的宣教策略

1870年代之后，林乐知采取了后一种宣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

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

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再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

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兴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影响，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林乐知以教学和译述，将大量西方知识与科技引进中国，以影响中国人的视听，进而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因此，林乐知对中国的社会情况极为关心，尤注重解剖晚清的社会结构。在细心观察中国内政外交的形势之后，林乐知得出要想使基督福音广传，必须抓住"士"，结交"官"的结论。他认为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来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于是他采取"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即先由上层的"官"与"士"入手，设法让官吏士绅成为基督徒，以便达成"上行下效"，继而向一般平民百姓传福音，如此做法，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果效。因此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交了一批"士"和"官"，如冯桂芬、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等人。这些人一般思想开放，渴求新知，他们看重的是林乐知广博的西学，而林乐知则立足于这批官绅的社会地位，试图通过他们，自上而下，使基督福音得以广传。林乐知的这些交往活动使他成了当时上海地区官僚和社会名流的好朋友。

“儒家和《圣经》相通”的宣教策略

林乐知还十分注重用儒家学说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他将儒家的“三纲五常”与基督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引经据典，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兄弟、朋友的教训，结论是：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家讲“仁”，而基督教的"爱即是仁也"；儒家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家讲“礼”，而《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家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家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总之，在林乐知看来，孔子和耶稣相同，儒家和基督教相通。

先“西学”而后“西教”的宣教策略

林乐知另一策略是“由末而始”，意思是先“西学”而后“西教”，先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让中国社会的士大夫茅塞顿开，视野趋于广阔，进而降服于西方新思想领域，然后逐渐引进基督教教义。林乐知倡导"以学辅教"的宣教策略，由此引发出他以"办报"和"兴学"这两个途径来实现他的宣教目标。

主编《万国公报》

1894年10月刊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1868年9月5日，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Church News），为周刊，着重刊登阐释教义的文章，以及沟通教徒教友情况的“各地教友来信”等。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仍为周刊，报刊内容开始演变为非宗教性质，偏重于介绍“西学新知”，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欣赏。1883年出至750期时因经济原因停刊。

1887年，广学会成立，决定将其作为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于是《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但英文名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了解西方的知识学问的话，一定要看万国公报，称之为“西学新知之总荟”。在1896年维新运动前后，发行量曾高达38400份，1903年发行量更高达5.4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从李鸿章、张之洞这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到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这份杂志。孙中山先生所写“致李鸿章书”，“上李鸿章书”也都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1907年5月30日，林乐知在上海病逝后，《万国公报》也在7月终刊。

中西书院与中西女塾

1882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培养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人才。第一次招生就招到学生四百多人，而当时圣约翰书院只不过七、八十人。

中西书院的正式校址建在虹口（今昆山路景灵堂对面，景灵堂原名景林堂，意为“景仰林乐知之堂”）

1900年，监理会决定合并苏州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宫巷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1896年）和上海中西书院，扩建为东吴大学。校址苏州天赐庄。林乐知为董事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为校长。东吴大学主楼命名为“林堂”。

“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后，原有校舍改为东吴大学的第二附属中学。

1892年“中西女塾”（后来的中西女中）（McTyeire）在慕尔堂（今路沐恩堂）西侧开学，学生多来自上海的富有家庭。

1907年5月31日在上海病逝。

著作

《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

《中东战事本末》，1896年出版。甲午战争真相，批评中国存在的积习，震撼中国知识界。

《印度隶英十二益说》。

参见

中国基督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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