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王安石父亲为都官员外郎王益。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动笔如飞，看到的人皆佩服其精妙。19岁前的王安石随父四处游历，接触社会现实，深深了解民间疾苦。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高中进士第四名，签书淮南判官，去鄞县当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师。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委派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在就任之后，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宋神宗久慕其名。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即人间不关天，带唯物主义色彩。祖宗不足法，强调社会在变革发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王安石能得到神宗的顾眷，其实内因不外乎其曾外任二十余载，所至咸以干练闻。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在中央设立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不再注重诗词歌赋；改革官制，加强尚书省实权，裁冗官；改军制，进行火器开发，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练兵。熙宁三年（1070年）升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了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对西夏战争转守为攻。

变法一开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强烈抵制，在政府机构改革推行难度大，又急于求成，地方官员带抵触地执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旧党首领司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元末人仓促修《宋史》，遂谓：“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说：“王安石乱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阵脚不稳。终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从此新旧党争不断。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的行动对他打击很大，王安石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宋哲宗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里唯一没有遭逢贬谪的人。

名人轶事

  王安石所作七言绝句《元日》。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轼和王安石有不少过节，王安石喜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苏轼于其生时每逢佳时必定作文讥讽，奉司马光之命写的祭文倒全是溢美之辞，颇有水之皮相非骨相。刘贡父要王安石掘一八百里大坑把梁山泊颠过来。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不像苏东坡只会卖不存在的苏小妹给秦观。

王安石认为吃饭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吃。某次他的妻子煮了一道菜给他吃，他马上就吃完了，妻吴氏（妻妹以王安石夫妇的主张嫁给苦吟诗人王令）以为他喜欢这道菜所以天天煮，王安石也天天吃从无怨言，某天王妻忍不住询问王安石天天吃同一道菜不腻吗，王安石竟回答“我只想赶快吃完饭去办正事，从没注意吃了什么下肚。”有些人竟然认为王安石既无生活情趣也不注重仪表又喜出狂言，是彻头彻尾的怪人，对他而言普天之下除了读书跟办公之外没有重要的事情。

年表

查证南宋李焘（唐吴王恪之后、仁寿人）《续资治通鉴长编》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同朝的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

南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罢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庙的资格。南宋理宗时期盖棺论定王安石为“万世罪人”。编于南宗的话本小说《坳相公》称“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宋朝之后官方定论。

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深恶痛绝：“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清康熙也认定王安石为亡国之臣、千古罪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称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充分肯定了其私德，把变法失败归于用人不当、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锜、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杨慎对王安石的偏狭评价为“古今第一小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南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其中有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传统；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晚清到现代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专门写了《王安石传》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认为当时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然而因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完成转变。 

参考书目

《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宋朝

《宋史·王安石》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杨仲良宋朝

《临川集》王安石宋朝

《王荆公》梁启超清末民初上海广智书局1908年1909年

《王安石》邓广铭三联书店1953年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台北联经1996年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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