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己丑秋八月丁丑,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苦读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末(1024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执教兴学
天圣四年(1026年),范母谢氏病故,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南京应天府宁陵县(今商丘市)。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戍边西北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境开支。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固守郦延,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归附(时羌族为元昊向导,为其所用),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范仲淹作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元昊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高风亮节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与世长辞
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家世
范仲淹先祖为唐朝宰相范履冰。
高祖:范隋,唐朝咸通中为处州丽水县丞,遇战乱不能回乡,因此定居于苏州。
曾祖:范梦龄,在钱氏吴越国任苏州粮料判官。生四子:范禹谟、范浩谟、范光谟、范赞时。
祖父:范赞时,出仕吴越,终秘书监。宋朝赠太师、唐国公。
父亲:范墉,初仕吴越,宋太平兴国三年。从钱俶归宋。终武宁军节度判官。宋朝赠太师、周国公。生三子:范仲温、范仲镃、范仲淹。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谢氏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
元配:李氏,子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女二人。
继室:聂氏、张氏
子女:
长子范纯佑
长女,嫁蔡交
次女,嫁贾蕃
次子范纯仁
三子范纯礼
三女,嫁张琬
四子范纯粹
文学成就
《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不少著名作品,包括《严先生祠堂记》及《岳阳楼记》等,后者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为千古名句。除此之外,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如《渔家傲》、《苏幕遮》,苍凉豪放、感情强烈,为历代传诵。欧阳修曾称《渔家傲》为“穷塞外之词”。著作为《范文正公集》。范纯仁是他的次子,父子都当过宰相。
“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在答友人梅尧臣的《灵鸟赋》中强调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彰显了古代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即所谓“知识分子的良知”不同今日)。
团结族人
为了团结亲属和族人,范仲淹出资为家乡苏州的族人设立义庄。义庄供给义米,救济贫穷族人,并为科举考生提供资助,期待他们出仕后回馈同族。若族人任官,则停止供给义米。受范仲淹影响,其好友李师中也买田数千亩,设立义庄周济宗族中的穷人。范氏义庄的出现,象征中国宗族组织的诞生,影响深远。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在知杭州期间,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设立范氏义庄(在今苏州范庄前景范中学),用以资助范氏族人。
评价
王安石曾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但在范仲淹去世后,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申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朱熹称颂范仲淹为“天下第一流人物。”
金人元好问:“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忠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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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译:〈世家大族的没落——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载陶晋生等译:《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页231-339。
远藤隆俊著,郭万平译:〈北宋士大夫的寄居与宗族〉,载平田茂树等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页204-231。
《宋史·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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