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语形成的背景

平安时代末期，源义经虽然在源平合战后半段攻打平家时屡立战功，但是由于无法夺回三神器之一的天丛云剑，加上他未有得到其兄长源赖朝的批准，便让后白河法皇任命其为左卫门少尉（日语：衛門府）和检非违使，擅自命令或惩处赖朝的御家人，最终引起赖朝不满。其后，赖朝派遣至义经处出任奉行的梶原景时（日语：梶原景時），指控义经在讨伐平家后表现傲慢，导致赖朝对义经的不满与日俱增。当义经得知自己惹怒赖朝后，他撰写起请文自辩道：“一直以来擅作主张的举动，就算现在急忙解释也是于事无补。”、“我是初次听说您对我不满，就此要我辩解实在是无法原谅。”，义经的话语最终反而让赖朝怒不可遏。

坛之浦之战结束后，义经和俘虏平宗盛等人从京都抵达镰仓，可是赖朝拒绝让义经进入镰仓，义经在折返京都时扬言：“对关东有恨意之人，就跟从我义经吧。”，赖朝闻悉便将以前给予义经的平家旧领全数没收。其后，赖朝以义经装病，拒绝攻打源行家为由，宣布讨伐义经。与此同时，义经则取得讨伐赖朝的宣旨（日语：宣旨），试图对抗赖朝，但是响应的武士寥寥可数，最终义经拜托藤原秀衡逃亡至奥州，可是在秀衡死后赖朝向其子藤原泰衡施压，泰衡逼于无奈唯有出兵，逼使义经自杀。当时的普罗大众多认为：“义经这样出色之人，竟落得如此下场，人生实在是太不合理吧。”，大众无不为之惋惜。

判官是指源义经担任的左卫门少尉或检非违使。判官赑屃一词则估计是起源于室町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初期或室町时代中期，文献上最早出现的则是收录于江户时代俳人松江重赖（日语：松江重頼）编成的俳句集《毛吹草》（宽永15年（1638年）作品）

判官赑屃与源赖朝、梶原景时

历史学者上横手雅敬（日语：上横手雅敬）认为义经被欺负才是判官赑屃一词的起源，而必要的前提就是控诉义经专横跋扈的梶原景时和下令讨伐义经的源赖朝这样的恶人。

上横手认为就算由镰仓幕府编写的史书《吾妻镜》，也描述赖朝和梶原为严厉、无情和恶毒之人，另一方面则对义经寄予同情，而《吾妻镜》本身就是将北条氏的立场正当化的史书，因此将由北条氏消灭的梶原描绘成恶毒之人也很合理，与此同时判官赑屃一词的出现，便是让义经受人追捧，在视其为好人的同时将他拉进北条氏的阵营，换言之判官赑屃如果是“通过北条氏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的话，相关的历史认识就不得不重新整理吧。”对此，历史学者奥富敬之（日语：奥富敬之）认为《吾妻镜》的描述是让北条氏能够：“代替施政不佳的源氏将军，从而表达自己只是为了世人才执政。”的说辞，然而直接批判备受镰仓武士尊敬的幕府创立者赖朝又太过武断，于是便巧妙地视梶原景时为谗人，从而让读者自然地将矛头指向重用景时，并且逼死义经的赖朝。按照奥富的说法，判官赑屃是《吾妻镜》为了批判赖朝而故意创作出来的词语。

另一方面，由于景时是赖朝派往义经处出任奉行，他所谓的“谗言”也是理所当然，加上义经不服从赖朝的命令擅作主张的行径，不但是景时，很多武士也同样起戒心，而赖朝作为体制内的伦理代表，就算他认定义经的非法举动亦无争议，籍此视赖朝心胸狭窄，并且疏远义经是不合适的。

艺术作品中的判官赑屃

 歌川国芳描绘的义经（左）。《义经记》中义经的形象变得备受赑屃（日语：ひいき），“眉清目秀的程度连女性也会看错”，将其描绘成美丽而弱质纤纤，而“赑屃则是助长这种特质的调味料”

描绘义经的艺术作品可谓达到“泛滥”的程度。最初的《平家物语》和《源平盛衰记（日语：源平盛衰記）》将义经描绘成“有血有肉的英雄”，后来被称为“最初的义经一代记”的军记物语《义经记》在室町时代成书。《义经记》以“将人们希望发生的历史写成传记。”为理念，“将并非史实的事情通过构建新的历史，将原本的史实转化成物语，从而形成传说。”而成的作品，将义经描绘成“至矣尽矣的英雄，让他成为国民偶像”，从历史英雄转化成国民英雄，从而将判官赑屃主题化。被称为“判官物”（判官もの）的《义经记》则成为御伽草子、谣曲（日语：謡曲）、狂言、舞曲、歌舞伎和净瑠璃等作品的根源。《义经记》将全新组成的统一理念形象逐个分解，过程中塑造出符合理想英雄和赞颂对像的义经，然后以英雄崇拜的形式将判官赑屃具体化，并且将有关义经的假想和史实混合，让人们在无法区别两者的情况下接纳，从而将已经添加创作成分和传说的传记，转述为与真实的义经同出一彻，构成假想与史实的矛盾。历史学者高桥富雄（日语：高橋富雄）认为判官赑屃指的不是一般对义经的赑屃，而是象征着让《义经记》成书的精神态度而成的特殊形态的赑屃。

判官赑屃的背景为“源平之争中大活跃后却迎来悲惨的结局”，这样的义经形象与日本人传统上喜爱的贵种流离谭（日语：貴種流離譚）相似。对此，高桥富雄认为人们并不满足于义经只是符合武将物语的形象，同是亦让其担任“另一种符合英雄类型的王朝贵公子”。国文和民俗学者池田弥三郎（日语：池田弥三郎）亦认为与其说义经的生涯与贵种流离谭相近，不如说义经的传记符合贵种流离谭的“同步同调”，并且总结道：“义经物语的内容包含很多让人不得不同情其的元素，而其广泛流传的原因事实上并非来自义经实际的人生，而是在他实际经历各种事情之前已经预备妥当。因此，判官赑屃一词的诞生和流传的原因是判官义经的实际人生开始之前已经预先准备好。

语义延伸

上横手雅敬认为在判官赑屃一词出现之前，传统上日本人亦有同样的感情。池田弥三郎则定义这种感情为：“反对欺负弱小，换言之不论对错也认同锄强扶弱的心理。”，并且说明道：“对于位处弱势的人，缺乏正当的理解和冷静批判，相当轻率地便寄予同情。”。池田也认为“判官赑屃”一词在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并不单指对源义经寄予同情，而是演变为“不论是非对错，便同情弱者”的心理现象。另外，对于本义的判官赑屃，奥富敬之认为是人们逐渐让赑屃的感情膨胀，变得视基于史实的客观看法为无物，在缺乏思考的情况下便将义经归类为正义，赖朝为。

此外，池田认为以“判官赑屃”来表达不问对错便同情弱者的心理是因为义经的传记已经作为常识在大众之间广泛流传，而传记的内容则引发人们对义经寄予同情。此时，义经的传记不一定需要基于史实，倒不如说“以民众所想的方法再修改，而且要将其修改成吻合民众同情的作品。”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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