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1724年1月19日），小时聪敏，过目成诵，十岁读《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私塾老师说：“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离宋朝有两千年之遥，为什么朱子能知道这些事呢？问得老师无言以对。

戴震是音韵学家江永的弟子。他对经学、天文、地理、历史、数学、机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都有研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戴震初识纪昀，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纪昀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设馆于礼部尚书王安国家，教授王念孙读经。次年，结识惠栋于扬州转运使卢文弨署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中式举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成《原善》三卷。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因纪昀的推荐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乾隆帝特许，经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未及散馆授官而病卒。纪昀有诗怀念：“披肝露胆两不疑，情话分明忆旧时。”洪榜为戴震写行状称：“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

学术

戴震对于汉语音韵学很有研究，创立了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以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此外，他精通训诂学，并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四十岁后开始质疑宋学，进而力抨宋代理学家。以为程、朱论理掺杂佛老，不复先秦儒学宗旨，晚年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有力地批判了程朱理学。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批驳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并指出，宋儒轻言天理、公义，而轻“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于是，理学以理杀人，“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极大地压抑了人的天性，扭曲了道德、文章：“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 可谓是“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

戴震对道学的批判，延续了清初王夫之等人的套路，在文字、考辨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乃血气之躯，道德也无非“不过”、“不及”之论，是人类天性的合理调节，是自然需要的合理表达，由此改变了体用两分，伦理为体，人欲为气，由私欲害理推导出理欲对立的本体论，恢复儒学和伦理的原初意义。

在否定了朱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过程中，戴震发挥了张载以来所形成“天道－性－人道”体用一体的说法，形成了“天道论”这一世界图式。由此戴震得出结论：天道无非气化流行之变，“气”即“道”，体用唯一的说法：“形而上”之“道”，即“未成形质”以前之“气”；“形而下”之器，即“已成形质”以后之物，形式与质料互为条件，阴阳消长相为基础，理学所谓“理在事先”不过是私心自用，偏执形式而已。戴震这一对体用一体的继承所发展出来的“天性论”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和肯定，极大地解放了笼罩“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桎梏之下的人心思想。同时，戴震与章学诚并称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以汉学为宗，发挥了六经皆史的治学方法，开创了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历史转向。

章太炎是推重戴震的第一人，“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又说戴学源于荀子。从章太炎开始，戴震的哲学才进一步为人所注意。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认为戴震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姚鼐与戴震共修四库全书时，欲事戴为师遭到拒绝 ，姚鼐于是攻击戴学“破碎不通”，甚至骂戴将“身灭绝嗣，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戴震“反宋儒”、“反朱熹”，故不为钱穆所喜。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认为︰“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章学诚）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异，旨则归一，则两家之貌异缓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其间与章学诚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余英时谓：“东原谓方志当重地理沿革，这里显然表现出了一种狭义的考证观点。盖东原治《水经注》有年，即移《水经注》之法于方志之纂修也。”后世出版有《戴震文集》、《戴震集》等。

评价

安徽屯溪老街戴震纪念馆

章实斋《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指出：“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

方东树《汉学商兑》批评戴震：“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恒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胡适认为戴震足与朱熹、王阳明齐名，是朱子以后的第一个大思想。

戴震认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钱锺书说：“是特一边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交互往复，庶几乎圆足而免于偏枯。” 。

主要著作

《策算》一卷 乾隆九年

《毛郑诗考正》五卷

《原象》一卷

《勾股割圜记》三卷

《续天文略》二卷

《尚书义考》二卷

《经考》五卷

《屈原赋注》三卷

《原善》三卷

《考工记图注》

《孟子字义疏证》，原称《孟子私淑录》、《绪言》三卷

《中庸补注》

《水地记》一卷

《声韵考》四卷

《声类表》十卷

《方言疏证》十三卷

《水经注》三十五卷

《文集》十卷

《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

《汾阳县志》

《汾州府志》三十四卷

水经注公案

戴震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开始研究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最终校定《水经注》，前后十年。他三次校订《水经注》，为《水经注》总计补缺漏字2128个，删妄增字1448个，正臆改字3715个，使得《水经注》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貌。

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中校勘《水经注》时，曾卷入抄袭赵一清成果的公案。段玉裁认为赵书袭戴。 王国维对于戴震的《水经注》是否剽窃问题，撰写《书戴校水经注后》一文，指斥其非，王国维愤然道：“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而不顾。”。胡适则为戴震辩护，认为戴震在《水经注》研究方面没有抄袭的嫌疑，一般认为胡适是白费二十余年心力。杨守敬《水经注疏》每每点出：“此戴袭赵之确证。”例如卷五写道：“赵氏不捡……而……以订郦氏，大谬。戴氏亦不加详考，竟依改，可哂也。”陈桥驿则认为，与其说是“气矜”，不如说是“功名之欲”。

学生

戴震的学生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字学家：

段玉裁

孔广森

王念孙

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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