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汉入侵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周太祖郭威去世，养子柴荣继位称帝，史称周世宗。

建都太原的北汉主刘崇闻讯，十分高兴，他认为后周有丧事，天子新立，无力征战，正是兴兵灭周的好时机。他遣使与契丹通好，自称“侄皇帝”，乞求契丹派兵合攻后周。

二月，契丹派大将杨衮带领骑兵万余及步兵五六万人，号称十万，到达太原，北汉主以张元徽为先锋，领兵三万，联合进逼泽、潞二州，后周泽潞节度使李筠以两千步骑抵御联军，在太平驿（今襄垣西北）被打败。联军乘胜包围，除留少量部队围困潞州（今长治）外，大部队长驱南下泽州（今晋城），企图一举灭亡后周。

柴荣亲征

周世宗得到入犯警报，决定亲征抵抗，亲率周军北上太行，迎击契丹北汉联军。

但朝中大臣大多反对，特别是宰相冯道极力进谏。柴荣说：“昔日唐太宗平定天下，都是亲自出征。”冯道说：“陛下不能和唐太宗相比。”柴荣又说：“汉军乃是乌合之众，若遇我军，如泰山压卵。”冯道仍说：“陛下不是泰山。”柴荣因此大怒。最终柴荣还是力排众议，率军亲征。

在途中，禁军控鹤都指挥使赵晁派人向周世宗进言，劝阻亲征。周世宗大怒，将赵晁囚禁在怀州。

北汉君主不知道柴荣敢亲自出征，他看潞州城坚固，一时难以攻取，就越过不攻，南下泽州，直取大梁。北汉兵的前锋与后周军在泽州（今晋城）的高平城以南相遇，被周军击退。

周世宗怕北汉军撤退，加紧前进。北汉主在巴公原排开阵势准备迎击。自己亲自率领中军，张元徽率军在东，杨衮率契丹骑兵在西，军容极盛。

后周军前锋前进过快，河阳节度使刘词率领的后军被落在后面。面对这种敌众我寡的局面，周军的将士难免怀有畏惧心理。而周世宗反而更加镇定，坚定可克敌的决心。

他命令白重赞与侍卫马军都虞侯李重进统率左军在西，樊爱能、何徽统率右军在东，向训、史彦超率领精骑在中间列阵，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军护卫皇帝。周世宗自己也全身披挂，自己跨马到阵前督战，双方都严阵以待。

汉辽离心

北汉主看到后周人马不多，认为不用契丹的人马也可以击败周军，他对手下的将领说：“我用汉军就可以击败周军，哪用得着契丹人。今天不但要一举击败周国，还要让契丹人看看我们汉军的厉害。”北汉的将领们也都表示同意。

杨衮在阵前观察了后周军的阵势和军容，对北汉主说：“周军是强敌，不可贸然进攻。”北汉主不以为然的说：“机不可失，将军就不要再说了，且看我来破敌。”

此言令杨衮极为不满，导致之后的战斗中，契丹骑兵实际上并未参战。

柴荣反击

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派司天监李义向北汉主进言，劝北汉主立刻出击。枢密直学士王得中认为风势不利，不宜出击，北汉主不听，命东军先进攻，张元徽亲自率领千余精骑冲击后周的右军。后周的右军主将樊爱能、何徽本来就有怯战心理，交战不久，看到北汉军来势很猛，抵挡不住，就率领骑兵率先逃走。后周右军被击溃，有上千步兵解甲投降。周世宗看到战事紧急，后周军濒临溃败的边缘，亲自率领左右的亲兵冒着矢石出阵督战，才令周军士气重振。

赵匡胤当时还是后周禁军将领，他先招呼同伴向前冲锋，又请上司张永德率军从左翼出击，自己率军从右翼出击。张永德同意，两人各率领两千人马随周世宗出击。

柴荣、赵匡胤身先士卒，迎敌血战，主将奋勇，士卒更是拼死力战，无不以一当百，北汉兵抵挡不住。内殿直马仁禹也激励同伴进击，他自己跃马猛射，连毙数十敌军，后周军的士气更加高涨。

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也率领部下几百骑兵向前猛攻。北汉主知道周世宗亲自出战，命人嘉奖张元徽，催促张元徽乘胜进攻。张元徽前进，战马被射倒，被后周军斩杀。北汉骁将张元徽被阵斩，汉军士气低落，后周军乘着越来越大的南风，猛烈进攻，北汉军大败。

杨衮看到后周军如此骁勇，不敢救援，又恨北汉主不听他的劝告，先率领契丹骑兵撤退了。从战场上溃败的樊爱能、何徽率领溃军一路抢劫辎重，散布谣言，并且企图阻止后军刘词的前进。刘词不听，率军前进，在黄昏时与前军会合，当时北汉兵尚有兵万余人，隔山涧布阵，企图抵抗。后周军得到增援，又发起猛攻，北汉军崩溃了，王延嗣被杀，后周军一路追杀到泽州的高平城，北汉兵僵尸布满山谷，丢弃的军资器械到处都是，另有数千北汉兵投降。北汉主仅仅率领百余骑兵狼狈脱逃。高平大战，后周军取得全胜。

五月，柴荣又乘胜追击，包围北汉都城太原，但由于粮饷不继，又加连日霖雨，士卒病疲，未能将其攻克。而在忻口阻击辽军的部队又作战不利，大将史彦超恃勇战死，士气大挫。六月，柴荣下诏班师。

影响

五代时期，君主若无战功，时常被麾下将领轻。高平大捷，令原本刚刚继位，地位不稳的柴荣奠定了自身的权威，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轻视这位年轻的君王。这为之后柴荣施政扫清了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也参与了此战，在《宋史》和《资治通鉴》中，更是将此战反败为胜的功劳都算到了赵匡胤身上。但在《旧五代史》中则完全没有提到赵匡胤在此战中的表现，《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中战后的赏赐名单中甚至没有赵匡胤的名字。

考虑到《旧五代史》成书于赵匡胤统治时期，不可能恶意隐瞒赵匡胤个人的功绩，因此《宋史》和《资治通鉴》中赵匡胤力挽狂澜的记载，因是后世有意美化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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