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南明群臣谁排第一，非史可法莫属，不光是因为他曾死守扬州最后以身殉国，就算从当时地位来说，史可法也算是崇祯皇帝选定的南京留守第一人。可你要抛开史可法死守扬州，为最后一个汉王朝尽忠的外衣，你会发现史可法留给我们的形象其实只有四个字：平庸无能。在当时崇祯皇帝及其直属继承人无法南渡的情况下，作为留守南京群臣的第一要务肯定是要马上重新选定一位新的君王，以此来稳定局势。所以说此时作为第一重臣的史可法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可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后来被认定为南明第一奸臣的马士英本质上没啥区别，因为都存在着严重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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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都有谁有资格继承皇位呢?按照血统亲近来说，分别是明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接着就是明神宗的侄儿，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序的观念来看，最先考虑的自然是福王、惠王和桂王，但这三人中又以福王优先。因为他无论在伦序还是地理上都明显占据了有利地位。事实上当时很多大臣以及有识之士也都认为福王是最合适的人选，也看出了立君要尽快的事实。可与此同时，东林党人士因为福王的祖母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而明神宗清流倒霉时几乎都有郑贵妃的影子，所以他们害怕福王上位后会大搞“翻案风”，造成东林党的，于是他们就提议立潞王朱常淓为新君。

　　一时间整个南京城被党争搞得是乌烟瘴气。此时作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应该做的是果断立君，就算不满意福王，也应该果断支持东林党。总之就是要尽快将此等大事确定下来。可史可法倒好，在这紧急关头搞起了平衡，和起了稀泥，居然提出要立桂王为君的折中方案。

　　后来虽说在东林党人的思想工作下，史可法认可了立潞王朱常淓为新君，但长时间的立君之争，让拥立福王的军阀们看到了朝廷的虚弱本质，于是立马用实力开路，用军队讲话。由马士英联合了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人，发兵护送福王前去继位。事已至此，史可法只得迎接，是为弘光帝。

　　所以说真要严格追究责任的话，史可法当是第一份。以他留守第一重臣的身份如果支持福王，福王又何必去求助四镇?又何来大权被马士英之流掌握?后来四镇的飞扬跋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终弘光一朝，武将视皇帝为无物。朝廷徒有虚名，内耗激烈，无暇他顾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福王继位之后，史可法自然就被赶出了朝堂，被派到了江北督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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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正是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际，当时的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都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的情况，根本就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当地的残余明朝政府势力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期望史可法能够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但令人心寒的是，这位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辅国重臣，面对如此不需消耗一兵一卒就可收复失地的大好局面，竟然毫不动心。驻守在江淮和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既没出兵，也没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地区去了。

　　有人说江北四镇只有一高杰是听他号令的，其余三镇根本就指挥不动。话虽不假，可史可法完全可以派少量军队在一些富裕、关键地区驻守，并借此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朝廷甚至是他自己的军队。可人家就是“冷眼旁观”，一兵一卒也不发。而他在后来给朝廷的上奏中居然妄想联合满清围剿李自成，真不知他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叛徒了。更令人可笑的是，史可法还认为满清南下只要出钱就可以让其退兵，让满清让出被占的土地。这等弱智的行为和当年的晋惠帝有的一拼。再后来满清干掉了李自成，接着就是准备灭南明了，可就在这危急关头，史可法依旧不停的在犯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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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们就说了，江北四镇中唯一听命于他的就是高杰，而他在清兵南下时被叛徒刺杀身亡了。对面这种局面，史可法本应该主动抚恤，安抚其将士。可当高杰的妻子邢氏担心儿子年幼，不能压众，又得知史可法无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时，史可法居然毫不犹豫就给拒绝了。估计他觉得高杰是流寇出身，其子不配当自己这个书香门第世家的义子。结果造成了高杰部人心涣散，名将李成栋、李本深、邢氏母子先后降清，反而成为了攻打南明的主力。

　　此时的史可法只潇洒的留下了人心涣散的将士，自己“一意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回扬州去了。后来清兵之所以能长驱河南，如入无人之境，全拜史可法所赐。守扬州城时有多迂腐就不多说了，总之史可法最终战死，为大明殉国是其一生的巅峰，可以说史可法以最后的辉煌掩盖了其以前的诸多错误。史可法为明尽忠，宁死不屈是值得肯定的，在位勤政廉洁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抛开这两点，实在不知道史可法有何地方值得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