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和诸葛亮是史称楷模的一对仁君贤相，“三顾茅庐”、隆中对、《出师表》等故事千古传唱。在他们新野相识的“蜜月期”，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他们的“鱼水之欢”甚至引起草根集团的不满——“关羽、张飞等不悦”。

　　但是，赤壁之战结束后，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一直到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刘备去世，这十多年间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一语带过。这十多年对于蜀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取益州、定汉川、失荆州、败夷陵，等等诸多大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蜀汉诸多重要历史事件之中竟没有“千古贤相”诸葛亮的身影，岂非咄咄怪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曾发生过严重分歧，甚至是重大矛盾?刘备利用草根集团和巴蜀集团压制着荆州集团，把诸葛亮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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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在这十多年的历史里，除了记载诸葛亮“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外，还记录了他刚入川时(公元214年)的三件事，第一是对法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的容忍，第二是“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之后，其与法正的一番辩论，第三件是诸葛亮为“众事不治，时又沉醉”的蒋琬求情。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件事是以法正为代表的巴蜀集团取益州有功，炙手可热，烈火烹油，荆州集团避其锋芒，使巴蜀集团“少行其意”。第二件事，能否理解为荆州集团对巴蜀集团的反击?“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打击为主，拉拢为辅。第三件事，可看作是诸葛亮对荆州集团后续人才的保护。而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备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刘备对荆州集团有时也不得不作出适当的妥协与让步。

　　刘备死后，诸葛亮走上了蜀汉政治前台，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凡是曾被刘备重用的人物，都相继落魄失意;诸多被刘备贬抑的人物，却相继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这不能不让诸多高度评价刘备、诸葛亮这对“最佳拍档”的人士大跌眼镜!

　　先被刘备重用，尔后落魄失意的人物，除了前文所述赵云、李严之外，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魏延。魏延这位“叛臣贼子”其实很值得同情，甚至值得有人为他平反。他应该算作草根集团的传承人——“以部曲随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所谓“部曲”，就是刘备的私人军队，而且是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军队。刘备对魏延十分重用，“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不拘一格提拔任用，重用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张飞!魏延其实可称为蜀汉最有勇有谋的一员战将，尤其是他随诸葛亮第一次出征北伐，提出以精兵五千“直从褒，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的作战计划，可行性很强，胜面也比较大。但是，“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最终因为指挥谋略和用人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北伐不成、兵败街亭——孰不知三十五年之后，邓艾父子“以万人入江油之危险”，凿山通道七百余里，直抵成都城下，一举灭蜀，其奇袭策略与魏延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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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还记载了魏延与荆州集团成员、襄阳人杨仪的严重不和、互相倾轧，诸葛亮的态度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诸葛亮无能。自己统领导的北伐军中，最重要的谋臣和最重要的武将势如水火，却无力调和，岂非无能?二是诸葛亮利用杨仪抗衡和牵制魏延。而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诸葛亮死后，魏延大言“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事邪”?坚持继续北伐，不同意撤军，而且他还“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己代诸葛辅政”，但他没想到诸葛亮临死前还算计了他一把：“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最终魏延被夷三族，脑袋砍下来之后，“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可怜!可悲!可叹!

　　在刘备死后交上好运、“咸鱼翻身”的，大都是荆州集团成员，尤其是蒋琬和马谡这两位荆州集团的后起之秀。蒋琬前文已述，因为失职而引得“大怒，将加罪戮”，此时“一生行事唯谨慎”的诸葛亮挺身而出、舍身相护。刘备死后，蒋琬飞黄腾达，数年之内就被诸葛亮内定为接班人，并“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继诸葛亮死后，蒋琬如愿成为第二位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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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谡其实早就被刘备看死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是，诸葛亮早年与襄阳籍马良兄弟交好，尤其对马谡情若父子(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因而违背刘备的遗愿重用马谡：“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其后果是“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之后上演了一幕挥泪斩马谡的千古悲剧——我们除了怀疑诸葛亮的识人慧眼之外，对他的政治胸襟、“山头主义”是否也可以质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