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以自己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统一了北方;他在“建安七子”文学丰碑上也留有美名，堪称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然而这样一位人物多遭后人非议，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

　　三国时期是天下纷争的乱世之时，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名垂史册的各具魅力的英雄豪杰。曹操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杰出人物，用他同时代的著名评者许劭的话说：曹操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然而这是一个多少带有侮辱性的评价。鲁迅先生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进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从史学家眼光来看，曹操不但是一个英雄，而且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这样一个人物，何以给后人留下“奸雄”的印象，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曹操出身在一个宦官家庭。他的祖父曹腾是汉桓帝时很有地位且颇有德行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曾待奉过四个皇帝(顺、冲、质、桓四帝乂历时30多年。他的父亲曹嵩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等职，灵帝时花巨款买得位列三公之一的太尉之职，可见曹氏家族的势力是相当大的。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是一个精力过盛、令人一言难尽的人物;一方面，他舞棒弄剑、飞鹰走狗，不拘礼俗，游览甚广，让人不敢恭维;另一方面，他心怀治世的大志，博览群书，把各家兵书汇编成册，并为《孙子兵法》作注。在登泰华山时，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不戚往年，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无为”，胸怀这样的才学抱负，身行那样的狂荡行径，难怪颇有“识人”名气的许劭要给他那样一个颇有矛盾的评语了。

　　曹操20岁时以孝廉的身份被推举为郎，做了洛阳北部尉，主管洛阳北部的治安。洛阳城内是当时权贵聚集的地方，豪门、国戚仗势欺善霸良，治安十分混乱。曹操接任洛阳北部尉后，积极整顿吏治，严格法令，无论贵贱，依法办事。他颁布《夜禁令》，禁止夜半出行，“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皇帝宠爱的小太监蹇硕的叔叔，触犯禁令，夜半出行，被曹操下令乱棒打死。这一作法很快在洛阳传开，“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曹操初登仕途，就办事果敢、不避权贵，赢得百姓拍手叫好。然而他却得罪了不少权贵，他们用代官的办法，将他调离其职位，后拜议郎官职，给皇帝拾遗补阙，提出政治上的见解。然而此时朝廷已呈现颓萎之势，奸佞盈朝，汉朝江山气数将尽。

　　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后，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跟随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儁黄巾军。他们先在长江袭击了黄巾军的阵地，而后又在颖川捕杀了那里的黄巾军，“斩首数万级”，以极残忍的手段把颖川黄巾军下去了。黄中起义之后，曹操因功升迁，任济南相(相当于郡守)，揭开了曹操仕途上新的一页。当时济南下属十几个县，县官多数上通权贵，下结豪门，鱼肉百姓，吏治腐败不堪。曹操上任后，雷厉风行，一下子将不合格的县官举奏罢免了8个，结果济南很快“政教大行，一郡清平”了。与此同时，他还禁断淫祀。

       济南祭祀汉初刘璋(朱虚侯)的祠庙有六百多个，成年香火不断，高官巨商以此劳民伤财。他下令把辖区内所有祠庙折毁，并严禁所有官吏和百姓烧香拜庙，违者重罚。在用人方面，他初步改变了权贵操纵“选举”的腐败局面。然而，毕竟他是地方官，权力有限。在“权臣专朝，贵戚横恣”的情况下，要想施展抱负，报效社稷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以暂时回避的策略两次重返故里，以屈待伸。一次是济南相国任满，他被调任东郡太守;另一次是董卓擅权之际，他认为董卓有勇无谋，不过是豺琅得势，逞一时之凶，最终必败，“道不同不相与谋”，为此他拒绝董卓授予的官职，为保全自己，改名换姓，秘密离开洛珀，潜回故乡陈留，联结四方英杰，共同讨伐董卓。

　　作为汉末战乱纷争时代的政治家，曹操政治抱负的实现与他超人的军事才能是休戚相关的。鉴于袁绍鼠目寸光又极有野心，曹操接受鲍信的建议，准备在黄河南岸建立根据地。公元192年春，黑山起义军首领于青见曹操大肆、围攻起义军，率领一部分人马攻击曹操东郡治所东武阳。曹操乘机奔袭于青的西山老营，曹操许多谋士认为应回师自救，而曹操则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攻于青本屯。于青急忙撤兵，回救老营。曹操在于青归路上设下埋伏，待于青兵过一半时将其拦腰斩断，大败黑山军。

　　之后，他又软硬兼施，收编了30万青州军，并从其中挑选精锐组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号为“青州兵”，这不仅使他取得兖州根据地，而且所收降的青州兵，成了他日后南征北战、逐鹿中原的主力。这样一来，曹操取得了与冀州牧袁绍、徐州牧陶谦、南阳刘表并峙的地位。

　　经过一番波折后，兖州根据地巩固了。随着曹操军事势力的逐渐扩大，政治上他又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建安元年8月，曹操亲率大军到洛阳去朝见献帝，乘机将汉献帝迎到许都，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深知，封建社会的“天子”代天行事，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谁控制了皇帝，谁就可以利用皇帝来号令诸侯因为当时汉家天下的正统观念还支配着人心，利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就会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其实早在曹操占据兖州时，治中毛玢就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如今，曹操将汉献帝迎奉到了许都，终于拥有了其它诸侯所不具备的“天时”之势，实现了毛玢提出的第一个战略步骤。

　　东汉末年，连年战争，部队粮食供应成了影响称霸的大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曹操决心推行屯田制。他任命得力的官吏组织屯田，把原黄巾军的一些人用军事组织的形式加以编制，组成屯田民，另外还广泛招募各地的流民，组成屯田组织。屯田的土地则为曹操所控制的战乱遗留下的无主荒田。屯田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产，使军队的粮食问题得以解决，对曹操势力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意味着毛玢提出的第二个略步骤的实现。

　　孟子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曹操为成就事业，十分注重网罗人才，用人之道对他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他特别强调“惟才是举”，这一方针的实施为战争年代的曹操网罗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从普通军官中提拔重用于禁、乐进;他在俘虏之内网罗徐晃、张辽，这些人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重用有杀子之仇的张绣，表明了一个政治家的坦荡胸怀与气魄。他还通过荀或为其笼络了荀攸、郭嘉、钟繇、杜袭、辛毗等一大批英才。在战争年代，谁推崇人才，尊重人才，谁得天下。不仅要重用己方人才，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去挖对方人才的墙角。曹操为得到徐庶，不惜通过扣压徐庶老母的手段将其从刘备那里诱来。尽管徐庶在曹营从不给曹操献计，毕竟刘备少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参谋;再如，曹操善待关羽，尽管关羽始终不归降曹操，但曹操英雄惜英雄的爱才之心却已昭示天下。而且曹操在华容道能从关羽刀下死里逃生，也可算是他爱才惜将的报应。

　　曹操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中原形势渐渐有利于他了。公元200年，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败袁绍，奠定了北方统一的基础。再经过几年的征服战争，曹操平定乌桓，统一了北方，为尽快卖现中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赤壁一战，天不助曹，三国鼎立的局面从此奠定。纵然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也已无力改变这种三国鼎立、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了。

　　公元219年12月，孙权袭杀关羽后，把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并上书曹操劝他当皇帝。他说“孙权这小子竟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他手下的人也劝曹操称帝，他说：“若天命在我，吾为周文王矣。”意即使当皇帝的时机成熟，自己也不当，而要象周文王那样，为自己的儿子创造条件，让儿子去作皇帝。此话说过没一个月，即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了，享年66岁。临去世时，曹操留下遗嘱：“我在军中依法办事是对的，至于小的忿怒，大的过失，不应当效法。天下还没有安定，不必遵守古代丧礼制度。我有头痛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我死后，穿的礼服要象平常一样。安葬之后，文武百官便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吏们都要各守其职。人殓时穿一般的时服，埋葬在邺城西边的山冈上，跟西门豹的祠堂靠近，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这样身体力行，节俭地安排自己的后事，实属难能可贵。难怪《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曹操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袁绍虎视四州，强盛没人敢与之对敌。太祖运筹演谋，采用申不害、商鞅的法令政策，运用韩信、白起出奇制胜的策略，按人的不同才能，授与不同的官职，克制感情，不念旧恶，终于掌握国家大权，完成洪大丰业，这实在是和他明察秋毫、谋略出众，分不开的。真可称得上是非常之人，超世乏杰。”

　　其实，曹操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最让后人所不齿的是他人格的缺陷。曹操性格有一点始终影响着后人对他的认识，那就是“宁让我负人，勿让人负我。”在他身上体现着尔虞我诈，唯利是图，不惜牺牲一切的特点。如荀或辅佐他20多年，谋划军、国大计，用曹操的话说“天下之定，或之功也”。然而，在曹操晚年，由于荀或反对曹操位登国公，曹操逐渐疏远并厌恶起荀或，到最后竟将荀或逼死。再如。曹操从个人恩怨出发，虐杀成性，为给徐州牧陶谦的部将所杀的父亲报仇，进攻徐州后，他一次就在泗水边上斩杀男女数万人，使泗水为之不流，为此前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表现了他“酷虐变诈”令人可憎的一面。这与三国时期另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相比，明显是相形见绌了。不过就事业而言，无论政治、军事还是文学造诣，曹操都远胜于诸葛亮。正因为诸葛亮人格远较曹操高，所以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才会差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