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毁誉参半的人不少，但如曾国藩一样在人们的口碑中大起大落的人物却是实在罕见。常有人感慨曾国藩为何打败太平天国后不自己做皇帝，其实这想法只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今天我们复盘一下当时的形势就知道曾国藩真想当皇帝有多难。

　　当皇帝可不是一件简单事，从来都要有兵有粮，或者有大义名分。当时的曾国藩坐拥最强大的湘军，所部都忠诚于他，如此优越条件却不动心怕也是难。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关键，就是造反当皇帝是风险很大的，并不符合曾国藩及其家族的根本利益。

　　其实通过解剖湘军的组建过程的结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湘军之所以能打而不散，高度忠诚主帅，就是因为信奉的是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观。曾国藩教谕手下的士兵服从自己营官的指挥，以同乡、亲戚、师生、连襟等关系形成了军队成员的横向联系，因此湘军能发展壮大本身就是服膺于旧道德、旧秩序的结果。翻翻《曾国藩家书》就可以知道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传统、谨慎而又有些固执的士大夫，虽然能知人善任，但他并不是优秀的军事家，不擅长于直接统兵打仗。(靖港大败就是其中一例)

　　换言之，假若曾国藩真的相当皇帝，湘军根本就不可能以儒家的理念组建起来。湘军里的许多将领都与曾国藩有师生、婚姻关系，如罗泽南、王鑫、李鸿章、胡林翼、郭嵩焘。作为帝制时代的传统中下层地主出身的官僚，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对皇权是感恩戴德的，是竭力尽忠的。虽然曾国藩对当时吏治腐败、绿营八旗兵的无能多有嘲讽批评，但并不能表明他心生异志。

　　人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活在士人家庭，饱读诗书又曾仕宦京师，曾国藩等人骨子里就是所谓反清自立的英雄好汉，而更接近于中兴大清的儒将，解民倒悬的圣贤。所以我这一说大家可能就清楚了，曾国藩主观道德价值判断里很难树立起谋反称帝的念头，这是他和后来的袁世凯所不同的地方。曾国藩是文人弟子、理学家风骨的方面大员，而袁世凯则是标准的行伍出身，兵权是袁世凯的唯一依靠。

　　当然除了主观不具有造反称帝的可能外，客观上当时东南半壁历经战火，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曾国藩缺乏足够的物质资源重建当地来支持造反。即便采用清朝的捐纳、厘金，也难以维持数十万大军的征战所需，其结果必然导致大军溃散，扰乱民间，这是曾国藩所不愿意看到的。

　　1864年的6月天京陷落后，南方的太平军仍然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湘军事实上并未结束征战，还要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清缴数十万太平军部队。太平军余部的活动也会威胁曾国藩任何不轨的行动，曾氏本身也不会冒两线作战的风险起兵称帝。太平军的李世贤、汪海洋、谭体元等部在漳州、嘉应州等地一度给清军造成不小的麻烦，这也使得湘军不得不南下增援己部。

　　除却南部的太平军，江淮一线的捻军势力的存在客观上会阻碍湘军任何北上伐清的行动，况且湘军自从安庆之战后 ，到克服天京，久经战阵，损耗极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恢复到最佳水平。因此更不可能匆忙北上伐清以建立新的王朝，如果北伐势，必重蹈林凤祥、李开芳等人兵败的前路。

　　清朝也不是对曾国藩一点防范都没有，八旗绿营虽然战力一般，但毕竟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只要守住沿江要塞和北上城镇，湘军也难横行。在曾国荃夺下天京城后，当时的局势是：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坐镇武昌监视湘军，扼守长江中上游，南京方面有变即可顺长江直下;淮军系冯子材等驻守扬州、镇江，控制长江下游，很快就能抵达南京;更要命的还有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驻扎在鄂皖交界地，视线也全在南京这边。上中下游各派系人马密集分布，曾国藩未必有能力以己部同时面对多路进攻，因此就地解散大部军队才是明智之举。

　　综合以上的分析，不管是李秀成还是其他人劝曾国藩称帝的事情，大多是一种不实的流传，在当时实在难有实现的主客观条件。大清虽然衰败，但支持者甚众，至少满蒙回精英们并没有懈怠厌倦之意，所以坐拥数十万大军的曾国藩也只能解散军队，为一方大员，以显明自己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