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东吴君主孙权为何逼死陆逊的深层次原因
孙权和陆逊:陆逊(183—245),是三国时期的重要的人物,对三国的局势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陆逊的研究并不充分,多是从陆逊为将、为相的角度出发,分析陆逊的军事、政治、法律才能,少数的几篇文章研究了陆逊与江东政局的关系,其中田余庆先生的两篇文章《孙吴建国的道路》和《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对陆逊与孙权的关系有简单但非常重要的论述,王永平先生的《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证》对陆逊与孙权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朱子彦先生的《论陆逊》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陆逊的功绩。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从陆逊与孙权的关系入手,揭示陆逊在陆氏宗族内部地位的变化,陆逊与孙权关系的变化,从而进一步思考孙权在稳定政局上所做的努力,陆逊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以期有助于加深对孙权政局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丰富陆逊的形象。
江东陆氏,“世江东大族”在江东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东汉末期,处于家族族长地位的应该是陆逊的从祖陆康。陆康时任庐江太守,很有政绩,陆逊因为少孤,得到了陆康的照顾,所以陆逊“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这时的陆氏仍然是强盛的。不过,在东汉末期的军事斗争中,陆康与袁术结怨,袁术派遣孙坚的长子孙策攻打陆康,城破,陆康不久也病逝了。陆氏“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本来兴旺的陆氏,因此战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此时的陆逊,在战前已被陆康派潜回了家乡吴郡,“康遣逊及亲戚还吴”,并且,“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庐江之战发生于公元194年,陆逊此时也不过十余岁,而能够得以为陆康纲纪门户,可见陆逊的才能是很出众的,亦可以说明回到吴郡的陆康这一支的成员中人才不多。
陆康这一支受庐江之难,损失惨重,但陆氏宗族本是吴郡吴人,根基部分并未被摧毁,是陆氏整个宗族势力仍然强大的原因。不过,在封建的家族制下,虽然陆康这一支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无疑仍然是陆氏的领袖。回到吴郡的陆氏成员中,陆绩与陆逊是同样主要的人物。陆绩是陆康的少子,在封建家族长下,有着陆氏嫡宗的身份,所以虽然陆绩年幼,却当之无愧地是陆氏宗族的代表者。而陆逊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并没有大的家庭背景,在家族地位上,是不能和陆绩相提并论的。在辈分上,陆绩是陆逊的叔父,这两层的关系,导致在陆氏宗族内部,陆绩的地位要远高于陆逊,陆逊只能居于陆绩之下,而这一状况也是被江东人士所认可的。《三国志》记载:“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坐,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昭等异焉。”可见,陆绩虽然年纪小,但是能够参与到孙策的会议中,说明了陆氏在江东的地位高,亦可说明,陆绩是陆氏的代表人物,且被孙策所承认。从陆绩的言语又可知,陆绩是不亲和孙氏的。由于孙策对庐江的攻打,导致了陆康的死亡,作为陆康少子的陆绩仇恨孙氏是很正常的。不过,陆氏和孙氏的关系很微妙,“孙坚与同郡大族陆氏,如前所述,无嫌隙亦少瓜葛”。二者的结怨只是因为孙策对庐江的攻打,但当时的孙策也是听命于袁术,所以在道理上,二者的仇恨有缓和的空间,刚刚占有江东的孙氏迫切的需要大族的支持,而陆氏宗族谋求发展自然也需要与孙氏联合,孙陆之间有着互相合作的需要,这是孙策请陆绩参加会议的原因。但是,陆绩对孙氏的仇恨,导致孙陆的联合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不可能十分融洽,这对双方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陆绩由于出身的原因,即不是嫡宗,父亲又早逝,几乎没有背景可言,而陆逊的优势在于,自己已经长大,能够谋求自身发展,父亲死后,长于陆康府,与陆康的关系非常亲近,甚至曾纲纪陆康之门户,在陆氏宗族的地位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在陆绩与孙权冷淡的情况下,此时的陆逊积极地参与到孙权的政权建设中,“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是《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陆逊前期的从政情况,虽然陆逊的官职并不高,但可见其态度至少是温和的。陆逊此时最主要的突破是借着会稽山贼潘临的机会,得到了招兵的权利,“部曲已有二千余人”,有了军事上的地位。
陆逊的积极态度,无疑会令孙权重视,也会令陆氏宗族重视。曾经为陆康纲纪门户的陆逊,很容易被陆氏宗族所认可。在陆绩不能带领宗族走向繁荣的情况下,陆逊则是很好的宗族领袖继承者。
孙权经过对东吴地区初步稳定后,更进一步的深化发展是其目标,在江东大族政治的影响下,若想加大发展,加强与大族的合作是孙权的必然选择,陆氏作为世代大族,在江东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与陆氏的进一步联合是孙权迫切需要的。“孙权出于使其政权逐步江东化的需要,非借重吴会大族特别是吴郡顾、陆不可。就陆氏而言,在陆绩身上,转圜的余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陆绩之外,另找他人。而陆逊终于被孙权认识到是合适人选”。但是,孙权要想联合陆逊,表现的不能太过分。孙权看重陆逊,一是陆逊的才华,二则是陆逊背后的陆氏宗族,其中,宗族的原因会更大一些。孙权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得到陆氏宗族承认的,得到江东大族认可的陆逊,孙权必须小心谨慎地拉近与陆逊的关系,不破坏陆逊在江东士族中的形象,不给他人以道德指责的借口。同理,陆逊亦知陆氏宗族才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只有得到陆氏宗族的支持,他才能展现自己,所以此时的陆逊也不能和孙权联系得太过密切。
阻碍在两人间的道德因素,正是时任陆氏宗族领袖的陆绩,陆氏世为大族,家风严谨,少孤的陆逊又曾得到陆康的庇护,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陆逊若与孙权交往过密,在陆氏宗族内部则会受到指责,从而得不到陆氏宗族的支持,得不到宗族支持的陆逊对于孙权来讲显然用处不大,因此陆逊不能跨越陆绩,向孙权过分的示好。陆绩本身对孙氏不满,孙权出于政局稳定的需要,并未对陆绩采取行动,但是出于政权深入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联合陆氏是孙权必须的选择,而为了联合陆氏,排挤陆绩,令陆逊成为陆氏的代表,是孙权必须要做的。
陆绩是族长,是陆逊的叔父。陆绩成年以后,成为了经学家。“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绩既有躄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着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吴书·顾邵传》中说,“邵字孝则,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说明陆绩不仅在地位上高过陆逊,在名誉上也要高于陆逊。在东汉时期,时人对名誉非常重视。既是陆氏的族长,又是经学的大家,使孙权也不得不忍让陆绩的态度。但是为了联合陆氏,扫平陆逊发展的道路,排挤陆绩,已经是孙权必须的策略。最后,陆绩被孙权以“直道”的借口,“出为郁林太守”。这样,陆逊则成为陆氏在都内的领袖。不过即使陆逊成为陆氏的领袖,亦不能立即与孙权展开积极的合作,因为没有合适的与孙权积极合作的名分,陆逊不能违背了陆绩的政策。
为此,孙权为了令陆逊能够积极参与到政权建设,想到了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联姻。孙策死后,史料中可见留下三女一男,一女嫁给了顾氏,一女嫁给了朱氏,还有一女嫁的就是陆逊。江东顾陆朱张四大族,占了三个,很明显,这是孙权加强与大族关系的政治手段。体现在陆逊身上尤其突出。孙策死时为二十六岁,儿女肯定不大,陆逊只与孙策相差八岁,是与孙策同辈的人物,而陆逊却娶了孙策的女儿,年龄上的差距十分明显,所以,其中的联姻政治的意味非常强烈。
笔者认为这一婚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自然是孙策的女儿长大成人,到了结婚的年龄;其次,陆逊以前的妻子或者去世,或者无子。《三国志》记载,陆逊“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陆抗是孙策的外孙,陆延则无记载,可能是也是孙策的外孙,即使不是,由于“早夭”,亦可算是陆逊无子的。只有当陆逊的妻子去世或者无子的条件成立时,陆逊与孙策女的婚事才能是名正言顺,不被诟病。而从孙权与陆逊行事谨慎上看,当时情形大概是这样的。
孙策女婿的身份,使陆逊能够名正言顺地参与到孙氏政权的建设中,至此,无论陆逊怎样的积极,都不过分。这是孙权想要看到的,也是陆逊想要看到的。
孙权把陆绩出为郁林太守,其实并不像出虞翻那样狠,并且,孙权给予了陆绩一定的补偿,“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这自然是孙权安抚陆氏宗族的需要,可知陆氏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陆绩既然被贬在外,陆逊则正当地成为陆氏宗族的领袖,孙权的目的达成了。陆绩出郁林的日期不得而知,但是郁林所在的交州,至建安十五年(210年)才归于孙权统治,“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所以孙权出陆绩当在建安十五年之后。陆逊娶孙策女的具体时间亦不可得知,但在《三国志》的史料安排上,把这件事排在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陆逊讨伐费栈之前,可推测陆逊娶孙策女在建安二十一年前,这与陆绩出为郁林太守的时间有着先后性,二者必然有相互的联系。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孙权此时有意加强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又看好了陆逊这一人才,为了抬高陆逊在宗族中的地位,孙权将陆绩出为外郡,陆逊成为都内陆氏宗族的领袖。不过这时陆逊要想积极参与孙氏政权建设,依然缺乏道德上的支持。于是孙权采取了联姻政策,以孙策女许配陆逊,让陆逊以孙氏女婿的身份,参与到孙权的政权建设中,这样孙权与陆逊的联合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推论,孙权将陆绩贬出外郡,其实是场阴谋,否则孙权不会将直道了十余年的陆氏宗族领袖陆绩轻易地贬出去,这是为陆逊的发展扫平道路,陆逊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在都内的陆氏宗族的代表。而孙氏与陆逊的联姻,更是能够加深孙陆两方面的联合的程度,这对孙陆两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由此亦可知,孙权也是非常想加深与陆氏的合作的。从中可见,虽然此时的江东大族并未得到孙权的重用,但是孙权已经很重视与江东大族的联合了。
陆逊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陆氏宗族的发展,为了孙氏江东政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和孙权合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君臣相和的局面,为江东稳定的政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陆逊与孙权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引发了孙权的猜忌,导致了君臣关系最后的不谐,最后自己忧愤而死,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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