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1601年2月4日-1645年5月20日），字宪之，又字道邻，汉族，直隶大兴县人，祖籍河南祥符。明末抗清将领、民族英雄。早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转平各地叛乱。北京城被攻陷后，史可法拥立明福王，继续与清军作战。1645年，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史可法城破身死。

　　五月十五日，福王称帝，改元弘光。第二天，史可法辞行，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日马士英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史可法深知历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故提出设江北四镇。其具体战守方案是：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山阴、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沛县、赣榆、盐城、安东、邳州、睢宁11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路;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州，以徐州、萧县、砀山、丰县、沛县、泗州、盱眙、五河、虹县、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14州县隶之，经理开(封)、归(德)一路;以总兵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以凤阳、临淮、颍上、颖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霍邱9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路;以总兵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以滁州、和州、全椒、来安、含山、江浦、合肥、巢县、无为州11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路。史可法本人驻节扬州，居中调遣。(参见《史可法集》，卷1，15—16页，此依《明季南略》，两书文字稍异)

　　这个提议的主观动机是把长江以北的南明控制区划成以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总兵负责的四个战区，使职责明确，事有专权。然而史可法又规定了四镇总兵在辖区有无限的权力，“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制器之用。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听各镇自行征收”(《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67页)。等于把长江以北地区交给了四镇长官个人所有，朝廷在江北既无官吏任免、调遣军队之权，又无招商收税之利，仅剩下史可法这样一个空有其名的督师。高杰、刘泽清等人原本是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残兵败将，不但未惩前罪，反而骤然得到一大块土地人民为其所有，因此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史可法姑息高杰。高杰和李自成是同乡，故随李自成参加起义，因战斗勇敢而受信用，经常留守老营。相传他和李自成妻子邢氏私通，后来二人怕被李自成发现，就投降了明将洪承畴。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李自成进攻陕西，高杰战败逃到淮南。史可法以高杰为四镇之一，令其驻泗州，而高杰图谋据扬州，为扬州人所不纳。高杰发兵攻城，知府马鸣、推官汤来贺率居民“坚守月余，杰知不可攻，意稍怠”(《明史·高杰传》，卷273)。高杰入城未得，整天纵兵掳掠妇女，滥shā乡民。史可法前往调解纷争，高杰素惧史可法，急令部下趁夜掩埋尸骨。史可法来到高杰军营，首先对其部属示以慰问，然后责备他说：“将军之所以贵显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诏而妄冀非属之地，则诸军与扬州之民，皆得弯弓而射将军矣。”而为高杰开脱说，扬州一些官员乱shā零兵，才使“衅不可解”;又替高杰奏请驻瓜洲，这使高杰“浸易可法”。他虽然想到黄河以北失去最高统治权威，可能出现混乱，提出勿使“前功尽弃”，却对吴三桂和清军抱有幻想。当他听说吴三桂打败大顺军，即敦请福王选派有才望的廷臣，带着监国、即位两份诏书及赐给吴三桂的敕书，直抵山东、河北一带，晓谕当地人民，心归南明，而且乐观地估计，“扫三秦之余逆，肇百代之中兴，在指顾间矣”(李天根：《爝火录》上册，207页)。

　　六月中旬，看来史可法已知道清兵入关的消息，却仍进一步主张联络清朝，共同对付农民军。且看他的《请遣北使疏》如何说吧：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近闻辽镇吴三桂shā贼十余万，追之晋界而还。或云假之以破贼，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之间必为所有;但是既能shā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事期速举，谋戒需迟。今奔马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见庙堂之上，议遣何官，用何敕，敕何称谓，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已过。万一奔马临河，然后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彼骄，不益叹我中国之无人，而自此北伐之无望耶。(《史可法集》，27—28页;又见《爝火录》上册，235页，且“奔马”作“胡马”，即指清兵)

　　史可法是公认的福王政权中最杰出的英雄，可是仔细分析他的这篇奏疏却实在令人失望。第一，清军既已南下，他仍把农民军作为当务之急，没有看出主要矛盾是清朝的威胁;第二，清朝从关外进到关内，已宣布定都北京，竟然还认为他们是帮助明朝，足见其不敢正视现实;第三，对来势凶猛的清军，不作针锋相对的备战和抵抗，却致力于遣使的细枝末节，不仅此举必然落空，即整个全局难免酿成大悲剧。

　　软弱与无能果然引来的是清军的得寸进尺。七月末，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公然要福王政权缴械投降。最奇怪的正是清朝也拿李自成农民军作靶子，指责福王小朝廷，不报君父之仇，“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遗一矢”，反而由清兵与吴三桂“驱除枭獍”，入京之日，为崇祯帝、后加谥，礼葬。宣称：“国家(清朝)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这是真正的军事较量，所谓是否“正义”的争论无足轻重。史可法却被引入了陷阱，他精心炮制给多尔衮的回书，除连篇累牍为北京被李自成攻占，明军土崩瓦解辩护之外，便是罗列历史上各个偏安王朝，以证明福王之立无可非议，但是临到结尾，画龙点睛，还是明确乞求清朝“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蒋良骐：《东华录》，卷4，67—69页)。

　　多尔衮得到这样一份软弱无力的回书，更加不把南明福王小朝廷放在眼里，按既定的目标挥师前进。十一月下令清军两路齐发，企图一举消灭农民军和南明政权。只是由于大顺军一部攻入河南，使多尔衮认识到不能轻视农民军的力量，命令多铎南下之师掉头，才延缓了南明的灭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