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在汉末历史中，在智谋型人物中，是排得上号的人，也是袁营类拔萃者，东晋史学家孙盛曾评论说，田丰有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可见田丰的能力。《后汉书·卷七十四》记有，田丰是巨鹿人(今河北宁晋西南)原在冀州牧韩馥麾下，初平二年(191年)被袁绍委以别驾(州牧属官)，田丰博览多识，对形势变化，善于因势利导，应对措施及时，切中要害，最突出之处，就是袁绍与曹操较量中，至少有三次关键时刻，记录着田丰都的先知卓见。

　　其一是，建安元年(196年)九月，曹操迁汉帝至许县(今河南许昌)，关中等地尽皆归附。新都初创，曹操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上表不受，曹操惧于袁绍势力，建安二年，使孔融持节，拜袁绍为大将军，并兼管冀、青、幽、并四州。但袁绍每接朝廷诏书，多是于己不利，为此，袁绍借口许县地势低湿，宜迁都地近青州的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北)，被曹操拒绝。田丰已觉察到，曹操是袁绍潜在威胁，所以他及时向袁绍献策，同卷《后汉书》记载有，田丰说：“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好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擒，虽悔无益也。”但袁绍并不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却与早有积怨的公孙瓒开战，兵伐幽州，错过了一次时机。

　　其二是，建安五年(200年)一月，汉帝密诏败露，其中刘备是参予者，而刘备此时正在徐州。不久，曹操以重兵攻打徐州的刘备，许县兵力空虚，田丰乘机第二次向袁绍献策，同卷《后汉书》记载有，田丰明言：“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袁绍因幼子疾病，又没同意。田丰当时十分激动，“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疾失其会，惜哉!’” 袁绍知道后十分生气，从此疏远田丰。

　　其三是，曹操战胜刘备后，锐气正旺，袁绍才着手与曹操决战，此时，时过境迁，田丰第三次进言，《三国志·袁绍传》记载了田丰当时看法：“曹公善用兵，变化无穷，众虽少，末可轻也，不如以持久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对田丰所谏袁绍不听，再苦谏，袁绍一怒之下，以出言不利，剥夺他兵权，并下狱监禁。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兵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掀开了官渡之战的前奏，至十月，袁绍兵败官渡，觉得无颜面对田丰。《三国志·袁绍传》记载，“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他的结局，成为忌妒下的殉难者，颇带有荒唐色彩。自初平二年(191年)，田丰跟随袁绍，至建安五年(200年)，十年之间，在汉末乱世中，袁绍除了采纳田丰计谋，打败公孙瓒之外，其他均不见史载。在袁、曹之战中，袁绍排除了田丰，可见他缺少知人之明的又一例证，而田丰的悲剧，只少有三点思索，浮现在历史中。

　　第一，促使田丰悲剧的落幕，无疑是袁绍多变性格使然，正如正如荀彧所说：“绍貌外宽内忌，任人而疑其心……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当初袁绍名满天下，多人曾是慕名而来，荀彧举家迁往冀州，袁绍曾待为上宾，还有郭嘉，也诚心投奔过袁绍，可是过不多久，他们发现袁绍虽是礼贤下士，但不会用人，难济天下大难，对他深感失望，所以，陆续离开袁营。田丰也不是不了解袁绍，后来袁绍兵败，自知难免一死，就是一个佐证，但他为什么还追随袁绍?分析的原因是，一是袁家四世三公门第显赫，是东汉重臣，颇具影响，田丰始终寄望于袁绍，一心想辅佐他，担当起匡济时局的大任。二是袁绍当初对他“卑辞厚币”相请，又赋予重任，总是有一种感激之情，由感情上升为愚忠，也是在情理之中，正是如此，使他陷得过深，以至无力自拔。

　　第二，袁绍与田丰出发点不一样，田丰出仕前名重乡党，后来征召太尉府为侍御史(负责举报官吏违纪行为的官员)，宦官当政，田丰弃官回乡，至袁绍据冀州，田丰志在匡救，才来到袁营。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十一路诸侯讨董，推举袁绍为盟主，其后，袁绍叔父太傅(天子近臣)袁隗全家五十余口，被董卓杀害于洛阳，国仇家恨，袁绍义不容辞地，应全力讨伐国贼。可是，当时十余万大军，却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止步不前，置酒高会，可见袁绍是深孚众望。第二年袁绍占据冀州，成为冀州牧，从事沮授等(裴注引《先贤行状》记载，还有田丰)曾向袁绍建议“迎大驾于，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袁绍当时同意，但又一转念，皇帝非自己所立，于是又改变主意，致使被曹操抢在先机。建安四年(199年)袁术僭越败亡，临死前曾写信与袁绍，“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无与比大，论德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袁绍的态度是“而阴然之”。由此可见田丰与袁绍，一个是拥汉派，一个是乘乱图谋!他们目的不同，迟早将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

　　第三，袁绍内部派性，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袁营始终被派性困扰，而袁绍又不能辩明是非，往往是偏听偏信，至使在袁绍之后，两派对立，各保其子袁谭和袁尚，袁氏集团就此分裂，终于被曹操所乘，这是后话。田丰被杀害，也有这方面因素，田丰为人耿直，与逢纪不睦，逢纪在袁绍面前，曾数次进谗言，而逢纪又是当年袁绍从洛阳出走时，跟随的不多人之一，又曾向袁绍献计，谋夺韩馥的冀州，与袁绍关系密切，而田丰是后来者，为此，袁绍偏信于逢纪，官渡兵败，袁绍感到愧对田丰，曾说与逢纪，而逢纪却说，“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这就加剧了袁绍忌妒，遂起杀机。田丰之死，派性倾轧起着加速作用。

　　如果说袁绍，采用了田丰三策中任何一策，袁、曹之间难说以后的结局，至少也不会速败，无怪乎曹操在官渡之战后说“向使绍用别驾计，尚未可知也。”田丰的悲剧，真是不应结局的结局，是惋惜还是遗憾，留在历史的思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