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占据的吴越之地，其领土共有一军十三州：即安国衣锦军(钱镠的家乡临安)，杭州，越州，湖州，温州，台州，明州，处州，衢州，婺州，睦州，苏州，还有新置的秀州和后占的福州，以杭州为首府;也就是说，吴越王国的全部范围包括今天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及福建北部一带,都是鱼米之乡，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钱镠小时候读书不多，由贩盐起家而行伍，所以，他起先也和唐末其他军阀一样，重武将而轻文人，认为文人酸溜溜的没甚用处。但是在得到了吴越之地后，他认识到治江山与打江山不同，治理江山必须延揽人才。所以，他建了“握发殿”，效法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广揽四方士人，为己所用。

　　钱镠幕府中如沈崧、皮光业、林鼎、胡岳、罗隐等人，都是当时的俊彦之才，沈崧、罗隐等人还经常对钱镠提提意见，有时候口气挺重，钱镠不以为忤，照样重用。

　　罗隐名声尤重，因其生的丑陋，性格耿直，恃才傲物，人称丑才子。罗隐的诗歌做得很好，其中《牡丹花》等诗，为时人传诵。罗隐的诗中还有一些精警通俗的句子广为流传，如 “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等，后来都成为传世的经典名言。

　　罗隐的家乡在杭州新城(今浙江桐庐)，五十多岁回到家乡，依附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罗隐刚到杭州时，不知道钱镠人品如何，便作诗一首送给钱镠，其中有两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把自己比作祢衡，试探一下钱镠是不是容不得人的黄祖?钱镠见诗不以为怪，他知道罗隐是个有才之人，即使真是祢衡也要照样敬重他。在这一点上，钱镠不知超出黄祖好多倍。果然，罗隐一到，钱镠即任用他为著作郎，参与军政。

　　罗隐很快就发挥出他敢于提意见的特长。钱镠和他的家人喜欢吃鱼，令每户西湖渔民每天都要向王府缴纳数十斤鱼，名曰“使宅鱼”，渔民每天很辛苦，打不了多少鱼，却要承受钱镠的“敲竹杠”，个个叫苦不迭。罗隐知道后，去见钱镠，看着钱镠府中壁上挂的《蟠溪垂钓图》作了一首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意思是说如果姜太公来到西湖垂钓，也得每天给钱镠送鱼，这显然是在讽谏钱镠，钱镠见后哈哈大笑，非但不生气，反而称赞罗隐敢于直言，下令取消了“使宅鱼”。

　　钱镠这样肯听谏言，不少名士闻讯从各地前来投奔，一时府中文韬武略，人才济济，出现了“满堂花醉三千客”的盛况。

　　虽然钱镠有这么多谋士幕客，但大主意还是由自己决定。朱温灭唐建立梁朝，下旨封钱镠为吴越王。钱镠召集文武僚属商议，罗隐等人认为朱温是篡国之贼，其为人暴乱丑秽，有何资格当皇帝?劝钱镠拒绝，并兴师北伐。罗隐以为：“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钱镠却有自己主张，他说：“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岂失为孙仲谋邪?”他认为，对中原的朱温屈身，只是一种策略。当年的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用过，这一点难道我会比不上孙权啊?

　　钱镠向僚属们仔细分析了当时吴越国的形势，吴越虽富，但四周强邻窥伺，最危险的敌人来自淮南。杨行密虎视眈眈，欲吞并吴越而后快。如果一旦与朱温翻脸交战，淮南向吴越进攻也没有了后顾之忧了，而且，殷、闽等地也可能附和淮南，吴越国将腹背受敌。钱镠对僚属们说：“我若出征，邻国乘虚来袭，百姓必遭荼毒，我以有土有民为主，不忍兴兵杀戮。” 钱镠这话被称为“蔼然仁者之言”。与中原干戈不断比较，吴越百姓有幸，少受了许多战争杀戮之苦。

　　不仅如此，钱镠对于西湖的治理和保障也很有功绩。宋人毕仲询在《幕府燕闲录》中记载：“唐末钱尚父镠始兼有吴越，将广牙城以大公府。有术者告曰：‘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西湖以为之，当十倍于此。王其图之。’”钱镠回答道：“百姓资湖水以生久矣，无湖是无民也。” 钱镠意思是，百姓用西湖水来灌田生活已经很久了，填了西湖就断了百姓的生路。钱镠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明智，如果他听信这个术士的话，填湖建城，将西湖全部填没，那他将成为。无法想象，杭州若没了西湖，没了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六桥烟柳，苏堤春晓，会是一个什么模样?

　　钱镠还重视筑堤围海，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钱镠因海潮为患，就征用民工，在钱塘江沿岸筑起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海塘。这道海塘上安有无数竹笼，里面装满大石;又以大木作桩，将这些竹笼垒在岸边，可防海水泛滥侵蚀杭城，原先的盐碱滩涂，也逐渐变成了良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在中原大乱，戎夷交侵，生民倒悬的五代十国，东南吴越却相对安宁，百姓尚可安居，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北宋人赵抃作诗盛赞这一状况，诗曰：“时维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由此可见，在得到天下后，当执政者文化不高时，如果能善用有本事的文化人，同样也能治国安邦。反之，执政者即使学富五车，如果不善用人，特别是不善用有本事的文化人，同样会国破家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