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国藩的晚年，是成就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圣贤”，却耽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好机会!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宣告失败，同时也宣告了曾国藩率领的湘军面对太平军经过长达十余年的作战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实，当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到天京城下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看出来最终的结果了。当有识之士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些不停涌动的暗流。

早在两年前，当湘军攻下安庆，曾国藩把两江总督府设在安庆后，时任江浙巡抚的左宗棠就派人送过一封密信给曾国藩。既然是密信，那么左宗棠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左宗棠跟曾国藩闹了一辈子的别扭。左宗棠自负聪明绝顶，向来也被天下人视为奇士，像林则徐、陶澍等名臣向以“国士”视之，晚清后来更是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说。可左宗棠考试运不好，他觉得曾国藩比自己笨得多，却在科举中屡屡高中，而自己连考个举人都很勉强，不由不叹命运的不公，所以多少有些“既生瑜、何生亮”之感。因为左宗棠的这种心理，所以他总是跟曾国藩过不去，而曾国藩口才不如他，吵起架来总是要落下风，所以曾国藩对左宗棠也每以克星视之。

现在这个克星居然派人送了一封密信给自己。左宗棠请胡林翼转交给曾国藩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尤其是下联这句“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一见，可谓触目惊心。因为问鼎就是问鼎中原、问鼎天下的意思。左宗棠的意思很明白———怎么样，老大，天下大势已明，眼见太平军撑不了多久了，我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借扑灭太平军之势，趋势反了满清，夺了天下!别看我老左平常喜欢跟你较劲，但你要反，我还是会唯你马首是瞻，还是把你当大哥!

据说曾国藩看完密信后，面色沉重，沉吟半晌不语。后来过了很久，才拿起笔来在这八个大字上改了一个字，然后交还胡林翼，胡林翼又转给了左宗棠。据说左宗棠看了曾国藩的回复后，冷笑一声，什么也没说，把这封只改了一个字的密信放火上烧了。

那么，曾国藩到底改了哪一个字呢?是那个“似”字，他把“似”字改成了“未”字，于是这句话就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意思也很明确：兄弟，我不当老大很多年!不要迷恋哥，哥也只是个传说!这种造反的事儿，我是坚决不做的!

而且，胡林翼在转还这封信的时候，还附有他自己的一句话，叫：“一似一未，我何词费!”说明他和左宗棠一样，也想劝曾国藩造反，可见了曾国藩改字表明不反的心迹后，也颓然无话可说。

但即使无话可说，胡林翼还不死心，他后来专门写了封密信给曾国藩，信中只有一句话：“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意思是说，就算不取天下，至少我们湘军可以独占东南，划江而治，只要你曾公有意，湘军上下，莫不舍生相从!可曾国藩还是不为所动。

此后不久，曾国藩手下水师主帅，也是晚清政坛最忠诚、最廉洁自律的奇男子、大丈夫彭玉麟也派人给曾国藩送来密信，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只把胡林翼的话改了两个字，可见左、胡、彭之间都是有默契的，那还是让曾国藩造反。因为趋势很明朗，胡、彭的意思是打下天京之后，就算不趁势打过长江去、打到北京去，依我们的实力，占据东南半壁江山，清廷拿我们也是没办法的。

曾国藩接到彭玉麟的劝反信时，正在自己的帅船上，据当时在身边的亲信内巡抚官倪人垲回忆说，曾国藩当时看完信后，连连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把信揉吧揉吧，一张口，塞嘴里嚼烂掉，当时就把这封劝反信吞下去了。不久，又有一位天下闻名的大名士来湘军大营拜会曾国藩，此人是后来写了《湘军志》的王闿运。王闿运学问很大，辛亥革命后曾经做过清史馆的馆长。但他自己自诩最擅长的学问是帝王之学，就是教别人如何。他跑到曾国藩这里来，两个人关起门来大谈王霸之道。曾国藩默然不语，王闿运口若悬河。王闿运颇有纵横家的风范，讲到动情处，仿佛风云际会，要为曾国藩造反称帝指一条明路。王闿运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曾国藩一语不发，只是皱着眉头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上不停地写写划划。讲了一阵，下人来禀报，说有要客来拜访，曾国藩听了对王闿运拱拱手说：“先生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一个人就出去了。

王闿运这才发现曾国藩蘸着茶水在几案上写的字竟然全是：“妄!”

王闿运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只好飘然而去。所以他后来写《湘军志》的时候，从情绪上对曾国藩还是非常有抵触的。

还有九弟曾国荃，曾国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从咸丰六年筹建“吉”字营跟随曾国藩打仗之后，攻城拔寨，战无不克。有一次左宗棠问曾国藩，对于曾国荃，他这个做兄长的，有什么看法，曾国藩的回答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在曾国藩看来，曾国荃算是一个军事奇才，但在治理国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显得相当不成熟。野史曾记述兄弟二人的谈话——两人见面后，曾国荃看出了兄长的心事，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实际上就是很明白地问曾国藩，敢不敢造反?曾国藩把脸一沉，说，这种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真是糊涂啊!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是左宗棠，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多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李秀成说动，让他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这样，手上就有三十多万精锐之师。有这些兵马，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摇了摇头，缓缓地说：老九，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在湘军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富贵。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甘心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我的人就是左宗棠;再说李鸿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李鸿章多么聪明啊，名利心极强，他当然不会轻易丢掉现有的权力和地位。并且，你看看现在这支湘军吧，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锐早已打光了，那些优秀的人早已牺牲，部队已呈老态，哪里还能再打仗呢?再说李秀成，他不投降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一旦他投降了，就是一只走狗，谁还听他的!一席话把曾国荃说得哑口无言。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我现在这个样子，又有多少骨头可以扔给他们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造反劝谏就不是个体行为了，而是一场群体行为。

据说就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湘军警惕起来，江北各处绿营和八旗都有紧张布防的迹象。而清政府更是第一时间派了钦差大臣来南京，名为犒赏，实为暗查。另一方面，攻下天京的湘军将领曾国荃，虽然是曾国藩的亲弟弟，也因为纵兵劫掠并放跑了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受到朝廷的点名批评，另外户部还要审计湘军的账目。这一下湘军内部群情汹汹，尤其是曾国荃部就起了拥立曾国藩效仿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心。

传说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这四位顶尖的人物，在南京的玄武湖曾经有过一场密谋，被称为玄武湖会议。之后曾国荃率三十多位湘军的高级将领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对弟弟和手下这批将领的意图心知肚明，便推辞不见。大家见曾大帅不肯出来相见，更是群情激动，反复让人进内府去请。但不管怎么请，曾国藩也坚决不出来见大家。后来僵持了半天之后，曾国藩让人送了一副对联出来。据说所有人看到这副对联之后，有的感慨，有的摇头，有的叹息，甚至还有人热泪盈眶。最后曾国荃说了一句话：“大家什么也不要再讲了，今天的事儿以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老九一人担当好了。”如此一说，众人才纷纷散去。

那么，曾国藩到底写了一幅什么的对联，居然可以让要拥立他造反的这些将领们心甘情愿地散去?

这副对联很有名。上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下联是“流水高山心自知”!

一般人都以为这幅名联出自曾国藩之手，事实上这副对联只是一个集联，上联是苏东坡诗中的一句话，下联是王安石诗中的一句话，曾国藩各取其一，放在一起，居然妙对天成! 上句出自苏轼诗：“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花间石室可容车，流苏宝盖窥灵宇。”下句出自王安石《伯牙》诗：“千载朱弦无此悲,欲弹孤绝鬼神疑。故人舍我闭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那么这两联到底是说的什么呢?竟然能让一场群情汹汹的谋反消弭于无形!

下联“流水高山心自知”还比较容易理解，关键是上联这句“倚天照海花无数”。“倚天”是站在绝高之处。能背倚长天，可见其高，一个人站在绝高之处，面对的却是容纳百川的大海，这时候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阳光照在大海上，可谓气象万千。虽然气象万千，因为观海之人有倚天之高，所以再奇诡、再惊人、再的景象，也不能动摇其志、动摇其心，所以下联有曰“心自知”，而这种自知之心实在有“高山流水”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窥见的。

曾国藩这副对联依然说的是自己决不造反的决心，并把不造反的理由也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我自有心中的坚持，自有人生的境界，那些如“花无数”一般的绚丽景象对我是没有力的。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因此，曾国藩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再说，如果造反，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周围的形势，湘军只是清廷进攻金陵的一个先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身前左右，朝廷早就布置了大量兵马：在金陵的西部，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这些人马，都跟曾国藩的湘军毫无关联，他们可以说是来支援湘军的，也可以说是来防备湘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竭力冒险去做这样的事，不是很愚蠢吗?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曾国藩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立即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曾国藩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曾国藩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曾国藩清楚地明白一个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儿寡母统治的恐慌。至于恢复科举，倒是出自曾国藩的真心。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曾国藩一直想为天下的学子做点什么，而且，恢复江南贡院，明显地可以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事情果然如曾国藩所料，科举的恢复，使得社会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两江一带的年轻后生因为有了出路，又开始专心求学，变得安分守己了。

在裁减湘军方面，曾国藩可谓是计划周密——曾国藩向朝廷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湘军已“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想马上裁三四万人。没等朝廷答复，曾国藩就擅自做主，在没有经曾国荃同意的情况下，以曾国荃有病为由，上奏朝廷，请朝廷不要安排曾国荃担任浙江巡抚，让他回老家养病。曾国藩担心的是，毫无城府的曾国荃因为沉不住气而坏事，并且，曾国荃因为攻城之后的大肆，以及太平天国银库大量金银事件，得罪了不少人，若不暂时避一避，很可能首先遭殃的就是他。曾国藩的请求正中朝廷下怀，朝廷很快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并且，在上谕中很是慰问了曾国荃一番。慈禧还特意让钦差送来一支六两的大人参，以示龙恩。直到此时，曾国荃才知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曾国荃很不高兴，以为兄长有意排斥自己。不久，在湘军将领秦淮河的一次聚会上，曾国荃借着酒兴，大发牢骚，曾国藩一时下不了台。曾国藩强忍住了，对此没有理会。不久，曾国荃的生日到了，曾国藩派赵烈文带礼物前去祝寿，并特意为曾国荃写了七绝十二首，其中有这样两句：“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读着这样的诗，曾国荃泪如雨下。这个性格刚烈无比的汉子，终于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8月15日，曾国荃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地，兄弟俩又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一回，曾国藩将自己的担心和苦闷向曾国荃和盘托出，粗心的曾国荃恍然大悟，他一下子明白了事态的危险，也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现在只剩下急流勇退一条路了，要想保全自己，只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是退，还要退得有序，千万不可因乱生变。曾国藩又赠曾国荃诗一首，既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是告诫各位湘军弟兄：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那一晚曾国藩兄弟俩谈了很久，一直到外面的公鸡都在打鸣了，曾国荃才离开。这一番长谈，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曾国荃如冷水淋头一样清醒过来。曾国荃向曾国藩表示，自己很快就回家养病。曾国藩起身为九弟送行，走到院落里，已明显地感到萧瑟的秋意了，院子里的树叶上已沾满了露珠。肃杀的秋天，说来，就悄悄地来了。

遣撤湘军的那段时间，两江总督府里人来人往，很多老弟兄都是来跟曾国藩告别的。此外，还有一些嘱托。曾国藩都一一应允了。两万五千多名湘军回家了，庞大的队伍离开金陵后，曾国藩突然感到金陵城空了不少，心中如打碎了五味药瓶似的，惆怅无比。曾国藩知道人们会抱怨他的冷酷和铁血，但谁又会知道他心底中的一丝温情呢?而且，越割舍得果断，就越是安全，这支部队如果不迅速解散的话，那么，谁料到会有什么结果?只是，曾国藩心中稍稍有点内疚，这些人都是跟他很多年的家乡子弟，打仗时，把脑袋拎在手上，现在胜利了，却只能解甲归田。除了得到一些金钱，他们获得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湘军大队人马的解散，东南局势变得平稳起来。不仅仅是曾国藩，很多人都为此松了一口气。不过让曾国藩稍感宽慰的是，庞大的湘军水师保留住了——原先的湘军水师改编为长江水师，纳入了朝廷的正式编制，这一点，对于湘军很多弟兄，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值得庆幸的还有淮军的保留。以李鸿章处世的圆滑和机智，倒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淮军也算是他的部队，是他命令李鸿章一手组建的。把淮军留下来，是一件好事。有淮军在，自己就会很安全。况且，现在战事还没有真正平息，在北方，捻军异常活跃，淮军打仗剽悍，装备好，对北方也比较熟悉，去担当围剿任务更为适宜。至于其他方面，除曾氏兄弟的直辖湘军被裁撤之外，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大部遣散。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一阵风吹来，就慢慢凋落了;也像一块冰一样，泡在水中之后，慢慢地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的情绪变得平稳了，这一切，跟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一个理，每个事物的诞生都是有使命的，使命结束了，自己的末日也就来临了。这也是湘军最好的归宿，也是曾国藩自己最好的归宿，也才有我们今天真正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话语，也才有曾国藩成为中国近300年来第一完人的赞誉。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意思是倚天观海，阳光照在海面，海天一体，浪花飞腾，动人心魄;这种壮观的景象，无疑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而我此时的内心却犹如这流水高山，不为所动。他以此联答之，也就是告诉诸人，这才是他毕生所要追求的人生境界——要做克己修身清高淡雅的圣贤而不愿去称王称帝。

而我则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曾国藩的这句集句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是成就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圣贤，却耽误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运!

先说成就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圣贤。他自己心目中的圣贤，其实就是儒家文化的传统教义：忠君报国，立德、立功、立言;举兵起事，反叛朝廷，自立为王，这是儒家传统文化所不能容忍的。当然，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它的合理性或进步性;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历史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或呼唤着变革的时代，儒家的这种传统教义，就明显地显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和落后性。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朝的晚期，国之上下，显露出的尽是衰败颓废的景象。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内反抗的火焰此起彼伏，国际列强欺凌瓜分中国愈演愈烈，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势之下，还去奢谈什么忠君报国，成就传统教义上所谓“三立”，岂不是愚忠!置天下苍生于何处?置拯救中华民族的国运于何处?真正的智者和圣贤，应当顺应大道，顺应澎湃激荡的时代潮流前行，而不是抱残守缺，畏手畏脚，彷徨不前。历史上商汤周武就是这样的智者和圣贤!

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要追求的人生境界——要做克己修身清高淡雅的圣贤而不愿去称王称帝，其实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愚忠;他所忠于的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也没有能维持几十年就烟灰飞灭了。表明他没有更为开阔的的心胸和高远的境界，没有救民于水火的急切的责任，没有拯救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国运的胆识和气魄，没有顺应大道的信心和勇气。

从国际上看，当时的欧洲和美洲，已普遍接受了民主思潮，各国的民主政体已纷纷建立，启蒙运动正方兴未艾。即使是亚洲，我们的邻邦日本不久就开始了民治维新，走向了变革图强的道路。如果曾国藩当时能真正地放眼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及时率领湘军(湘军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队，无敌于天下)，推翻清王朝，带领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政体，他必将功盖万世。中国既有的历史必将重新改写!退一步说，即使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走像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的是，他拒绝去做——却要执意去做他心目中的所谓“圣贤”，使我们中华民族失去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所以说，曾国藩的晚年，是成就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圣贤”，却耽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