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魄力：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夡，莫敢犯者。换了别人，考虑到蹇硕的权势，恐怕也就算了，曹操则不然，其果决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再来看看官渡之战中曹操是怎么扭转局面的：

　　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合、高览攻曹洪。合等闻琼破，遂来降。绍觽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

　　许攸献劫粮之计，这时“左右疑之”，曹操却敢于一博，亲自前往。乍看去，曹操把全军成败系于来投的敌将，实为孤注一掷，与赌徒无异，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了：“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觽少粮尽，士卒疲乏。”可见若不用许攸之计，等于坐而待毙，与其这样，倒不如赌上一把，尚有取胜的机会。从这件事情中，足见曹操当机立断决策之明，比之优柔寡断的袁绍，高下立分。

　　二.所谓文如其人，从“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豁达自信的曹操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雄姿英发。曹操的这一性格本身并无特别之处，难得的是往往在逆境中凸现出来：曹瞒传曰：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黙不起。张合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兵败之际，毫无颓态，反而大笑，不愧为一代枭雄!可以想象，当时军心低落，主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士兵能否振作起来。一声大笑，一番狂语，有如冰天雪地里的一堆篝火，不仅会给将士们带来温暖，还能够鼓舞士气，这才是优秀主帅的风范。再有，官渡之战结束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此事堪称中国权术史上的经典一幕，仔细想想，这一招实在是高明：若追究下去，难免造成人心惶惶，对于大战方息的曹操军团来说，内耗无异于自取灭亡;若既往不咎，小可收买人心，大可稳定局面，一举两得。可见曹操的头脑是很冷静的，狭隘之辈绝对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如此魄力从哪里来?还是要归功于他的豁达自信。

　　三.三国时期的军阀用人问题非常复杂，足够写一篇论文来探讨了，单就曹操而言，他充分做到了知人善任。史言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孙权谓操：“御将，自古少有。”下面举例说明之：

　　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匆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朝，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

　　史家对曹操的教令颇为赞赏，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由上可知，操是善于用将的。此外，曹操还能够因才授职。建安元年，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后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据《三国志·任峻传》记载：“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至于象郭嘉、荀彧等这样的卓越文臣，曹操更是招用有术，不复赘言。三分局面形成以后，曹操多有剪除异己、兔死狗烹之举，这是为子孙代汉做准备。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对操也就不必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