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史出使日本，一方面传递国书，另一方面进行战略侦察。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至日本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西守护所拒绝，不得已回国。同年六月至京，忽必烈召见，询问出使日本情况，称赞其不辱君命。

　　赵良弼将他在日本逗留时对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的考察呈上，忽必烈征询他对用兵日本的意见。赵良弼说：臣居日本将近一年，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得其人不可用，得其地不加富。赵良弼认为：舟师渡海，风险浪阻，祸害莫测;勿将有用之民力，填无底之洞;不可进攻日本。

　　这是赵良弼经过调查，得出的较为现实的结论。但是忽必烈迷信武力，不纳良言，开始组织元朝大军渡海伐日，这是东亚古代一次非常罕见的大规模跨海两栖登陆战。

　　至元十年四月，忽必烈趁耽罗岛林衍起事反对高丽王统治之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就在这一年的二月，苦战6年的南宋襄阳失陷，南宋朝廷准备在江淮地区做最后的抵抗。

　　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回国，向高丽王传达忽必烈的造舰命令：共造舰900艘，其中大舰300艘，可载千石至四千石;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艘按高丽船式建造的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任命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率蒙汉军20000人、高丽军5600人，加上高丽水手6700人，计32300人，于八月出发。

　　这是一支由蒙、汉、高丽三种部队组成的联军。联军的核心蒙古部队，经过着名统帅忽必烈的训练，军纪森然，英勇善战。部队的组织在当时亦较先进，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长一人率领。千人队为兵力的基本单位，任命武功卓着的将领为队长。元军进攻的战术较日本先进，日本史书载：

　　击鼓鸣锣，杀声震天。日军战马惊恐不安，跳跃打转，当武士拨转马头冲向敌人的时候，已被敌人射中。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即中毒。敌数百人箭射如雨，长柄矛可刺进铠甲缝隙。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元军甲轻、善骑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于进退。大将居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在后退时，铁炮中装铁弹，随着火焰喷出，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辨东西，被者极多。

　　元军的武器和战术，日本武士从未见过，因而在初次接战中，损失不小。当年在征伐世界的过程中，蒙古军的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反过来看当时日本武士军队的情况：

　　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护地头制(庄头制)。这是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守护，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对其所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

   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这种私兵叫做“家人”(族人、家人)、“郎党”(家臣)。家人是守护、地头一族的世仆，在需要时即成为武士队伍的骨干。郎党类似汉、唐的部曲，是第一线的战斗员。这种以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

   但是，这种队伍是各自为战的，指挥不统一，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即一骑打)，因此战斗时几乎是混战、无组织无纪律，不易指挥，无战术可言，因而从整体上说战斗力是弱的。日军尚未经过大战的洗礼，没有系统的战略战术理论，还只是正规军队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