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被称为“千古一帝”，实行“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他在位期间，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从贞观六年(632年)，他让近400名死囚犯回家过年的创举中，我们就可以领略到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犯人的关怀。对犯人尚且如此，那么对开国功臣和社稷重臣更应当珍惜呵护，但李世民却多次制造冤假错案，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

　　盛彦师是一员武将，他剿灭李密、平定王世充，是难得的军事奇才，但如果让他当劝降的说客，那他可就是门外汉了。徐圆朗叛乱时，李世民有意选派盛彦师为安抚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让徐圆朗束手就擒，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彦师话还没说上两句，就被徐圆朗活捉。据《旧唐书·盛彦师传》记载，盛彦师被俘后，面对徐圆朗的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对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盛彦师落入敌手，有辱使命，罪过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准，用人不当，其罪更甚。李世民赐死盛彦师，与其说是为了发泄对盛彦师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为了推脱自身责任，掩盖自身失误。

　　如果说盛彦师被赐死，有其自身过错的因素，那么李君羡的死就不可思议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谶语，一道无中生有的谗言，就轻松地让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李君羡断送了性命。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语，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对大臣们的猜疑。当他得知李君羡小名叫“五娘子”，其武连郡公、左武卫将军、玄武门守将等一系列封号官职中皆带有“武”字，正好与“女主武王”暗合时，李君羡的霉运便接踵而至。他先是被皇帝“深恶之”，接着被调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弹劾“与妖人交通谋不轨”，最后李世民连审都不审，就下诏“君羡坐诛，籍没其家”。厄运来得如此迅速，如此连贯，恐怕李君羡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得罪了李世民。

　　刑部尚书张亮被杀的罪名是“谋反”。因为其为官地相州被人传言是“形胜之地，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因为有人发现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因为他私下里与几个江湖术士谈论了这些敏感话题，因为其老婆喜欢巫术进而干预政事对他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这位农民出身的凌烟阁功臣成员，很快就被推上了“谋反”的风口浪尖。“谋反”，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而后快。正当李世民为找不到过硬的证据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突然又听到张亮私下里畜养500壮士为义子的事，总算是一个现成的把柄。于是，李世民就来了个主观推断，对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于是，这位当年辅佐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死党，这位刚刚从高丽战场返回长安的沧海道行军大总管，这位临死前还在苦苦哀求宽大处理的刑部尚书，被“下诏处斩，籍没其家”。能够得到李世民高度评价的人不多，除了“镜子”魏征，就应该是“性最坚贞”的刘洎了。因为刘洎忠于职守，敢于直谏，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远征高句丽时，才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他。贞观十九年，远征高句丽归来的唐太宗，听信了褚遂良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得了“痈疽”，刘洎听到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僚们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这本是一句忧国忧君的肺腑之言，但被进谗者传到唐太宗的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宫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谋反”，就是“传位”了。进谗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肆进谗，皇帝因此才会失去理智，龙颜震怒。唐太宗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猜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李世民是一位贤明的皇帝，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政局稳定更为重要。平庸之人犯了错误，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过，但位高权重的臣属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点点捕风捉影的风吹草动，只要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会兴师动众，杀气腾腾。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随着“隋亡为戒”历史教训的逐渐淡忘，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面露忧色。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