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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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人敌一国。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120年后，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投入来研究它，其实质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历史逻辑何在?

　　李鸿章辞世，他的“”梁启超在其撰写的《李鸿章传》里引用西方评论家对甲午战争的分析：“以一人敌一国。”——实则异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而且这种洞见，也开拓了从清朝内部认识其运行乃至失败的观察理路。“从中国发现中国”，这个样本很标准。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领导人，在中枢为恭亲王奕訢，在外则为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除，只剩下李鸿章独力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一般批评，李鸿章重器械，尤重军械，但轻制度与思想。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可是，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两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这是晚清中国重大的挑战：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当时，这尚以“远忧”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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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挑战相伴随的，对清廷来说更具生死性质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一延续14年的战争，虽然清廷最终未被推翻，但在扑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的权力关系完全改变。纵观中国历史，皇权高度垄断与集中，至清达到高潮。这一朝，不仅没有所谓“相权”，甚至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一人而集天下之权，有清一朝，满人给真正创造出来了。

　　任何制度达到高峰，自必下坠，然后再造。席卷中国16个省(当时全国为18个省)的太平军，清朝的“国家军队”无力抗击，节节败退。作为一种替代，乡勇聚集成军，最后竟以曾国藩的湘军完成了平定太平军之乱的重任。曾国藩攻克武汉之时，咸丰皇帝即欲授他军务全权，结果当时的军机大臣祁巂藻力谏：“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守制，无尺寸之柄，乃举旗号召，英贤云从，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之福。”因此评论，曾国藩获权时间再次后延。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从“中央”的角度与利益观察，很难说祁氏的担忧没有道理。只是，时势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曾国藩建功立业，不授权无可为继。由此，形成一个100年后才逐渐解决的军队结构性问题：兵为将有。后来的军阀横行，其源头在此。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之破坏，竟然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渐次形成：内轻外重(中央权力下降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督抚数量更多)。

　　对抗太平天国之“近虑”，形成的军队“私有”性质及其延伸出新的权重关系，是恭亲王尤其李鸿章解决“远忧”，为晚清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方面表现在，李鸿章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统领全国性运动;而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怪异的、合乎制度“地方领导中央”，又将遭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竞争。其内耗，超过想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将国家导入轨道;很遗憾，此际的中国，却是“弱中央强地方”，社会动员与国家动员，皆捉襟见肘。而我们的东亚近邻，曾经长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却以“撙王”为号令，统一了国家的意志，成功进入转型期。两国命运，也自此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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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竞争者日本，主动地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战争来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可是，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宣告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