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生约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康熙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的中心人物获得的，或为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迄今尚未为人注意的一手文献。

　　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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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问题同样至关紧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不无助益。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著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分析透辟，视角新颖， 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著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 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Travels from St.Petersburgh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806年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 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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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来往。他不仅参观皇宫王府，还访问北京的市场店铺，观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互相对骂的细节。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间，将康熙逝世前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所见所闻记入自己的旅行记。当时在京外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确的记录，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的中心人物获得的，堪称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的一手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当日西方人对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称呼)的战争，据说皇帝想让他继承皇位[it is said, he intends the fourteenth for his succeffor(successor)]”(页342)。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尽管记录了这一信息，但落笔非常谨严，采用 “据说”的方式。这与康熙去世前夕，一方面继承人选未定，继承问题讳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争夺加剧，有关消息纷飞的复杂诡异的政治形势十分吻合，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贝尔记录的可信性。不过，贝尔的记述也引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国人，仅仅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何以会注意到继承人问题，何以会对中国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的复杂多端的皇位继承问题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和了解?谁敢向一个不通中文，不明底细的外国人，谈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力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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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至少有三。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辞世(页290)。当然，从贝尔的记录看，康熙在接班人问题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透露。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 “按年纪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 。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九子允禟。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次日，允禟就邀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来”。当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如果允禟认为胜利指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点皇位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不过了。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页280)。从现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好十四岁。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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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史家已经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乾隆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弘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大统的因素之一。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康熙的宠眷。根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自养爱。康熙对弘历的宠爱，究竟是哪一年，已经无证可察。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可能。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引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款待西洋人的影响。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卷四曾说，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去世前就广造，声言康熙 “欲传大位于允禵”(《大义觉迷录》卷四)，这也被贝尔的见闻所证实。而且，贝尔的记录说明，在雍正即位两年以前，北京城中有关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甚至传入在京外国人之耳。在康熙六十年初，也就是贝尔在京期间，立储问题已成禁忌。在这种背景下，皇十四子继位说何以会大行其市呢?这是否来自康熙本人的某种暗示?当接班人问题成为政治禁忌之时，他却容忍偏向某一皇子的小道消息肆意传播，把这理解为乐观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是来自康熙本人的一种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迈而未来得及阻止的，它的流传，也证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跃。

　　有了贝尔提供的新材料，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雍正初年的。从现存雍正上谕看，允禟在他继位之初，“敢公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诅咒訾骂”(《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明知诸弟不服， 仍然好言相劝，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抚他们说， “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戮之心。”在和他兄弟的权力厮杀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中，一直步步为营，软硬兼施，逐步削夺康熙其他皇子的势力和权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后采取行动，将允禟等人或打入监狱，或入监后暗害至死。他为何要容忍如此长时间，待到雍正四年才动手呢?真如其所言，顾念兄弟之义吗?根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就不难看出，雍正继位之时，实际上是另有苦衷。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任，宠遇异乎寻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已经唾手可得，因而暗造，宣称康熙已选定接班人，并拉拢人心，为登位做准备，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上处于不利的位置。而康熙的去世实属突然，并未如雍正后来所声称的那样，在临终时明确选定他为接班人，留给他继承大统的法理依据。因此，尽管雍正凭借隆科多的军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师，瞬间夺取权力，但事属突然，不能短时间内让人心服口服，为解一时之窘，雍正只得妥协，以争取反扑的时间。雍正继位初的尴尬处境，反过来又说明康熙钦定雍正为接班人的说法，确实大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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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问题，贝尔为何没有交代消息来源?这个问题或许与当日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者看来，1720年的北京或许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岛。不过，贝尔的印象可能不会如此。在他逗留的三个多月，不仅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交往甚多(页295,296,297-300,303)，还见到教廷遣华使团的成员(页295)。一个英国人能在短时期内，在遥远的远东都市见到如此多西方人，他恐怕不会视北京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闭天地。当然，这固然与康熙对西教士的优礼，以及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正在进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这会使他对清朝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有与后人不同的估计。如果贝尔在他的旅行记中公布确切的消息来源，出版后很有可能为朝廷得知，对提供者无疑将是灭顶之灾。有鉴于此，他在这个问题上采用“据说”的方法，不失为一种保险而稳妥的方式。当然，这仅是作者一种推断，是欤非欤?尚祈通达之士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