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炀帝杨广眼里，唐太宗李世民心中，裴矩都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忠臣、良臣。

　　这就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

　　在历史的评价中，隋炀帝那可是排得上号的昏君、暴君，而唐太宗却是少有的明君、仁君。

　　这一好一坏两个皇帝，怎么对裴矩的评价如此高度一致?

　　隋炀帝喜欢裴矩，因为裴矩很懂他。一个眼色过去，不用说出来，裴矩就已经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包他满意，“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倾，则矩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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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广喜欢搞大排场，喜欢时不时，更喜欢万国来朝、天下归心的天朝气象。

　　裴矩就充分施展纵横捭阖之术、远交近攻之策、合纵连横之能，将西域诸国收拾得服服帖帖。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要去甘肃一带视察工作。裴矩组织高昌、伊吾等西域二十七国的首领，前去觐见杨广。二十七国如此俯首帖耳，自然是看在裴矩背后使出的小钱钱面子上。

　　第二年，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决定在东都洛阳召开“大隋西域诸国元首峰会”，总策划、总导演的担子自然落到裴矩身上。

　　裴矩建议隋炀帝聚齐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洛阳搭戏台唱大戏，组织官员百姓都穿上节日盛装，随意观看，“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

　　这还没完，裴矩又下令洛阳城内所有饭馆酒店敞开怀抱，迎接各国贵宾，吃饭通通不要钱，放开肚子可劲造。那些整天在大漠草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蛮夷，哪见过如此阵势，纷纷称赞中国乃天朝上邦，神仙天堂，“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看着裴矩辛勤操劳的身影，隋炀帝很是感叹，“若非奉国用心，孰能如是”，若不是裴爱卿以身许党许国，夙夜在公，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怎么会对朕和大隋如此上心。天下官员都要以裴矩为榜样，树立看齐意识，为我大隋事业添砖加瓦。

　　在众多以裴矩为样板的官员齐心协力、前赴后继下，杨隋的招牌终于被李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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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矩经过一番周折，完成了从隋臣到唐臣的转型，先后在武德和贞观年间为臣。

　　唐太宗经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意图刷新吏治，首先举起的就是败大旗。为对腐败官员进行精准打击，李世民决定钓鱼执法，“密使左右试贿之”，让人主动去送钱送物，看哪个官员敢收。

　　有人真的就敢收，“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李世民大怒，要杀鸡给猴看，将其斩首示众。

　　若是在隋炀帝时期，裴矩肯定还没等杨广发话，就一刀将贪赃官员剁掉，那时裴矩的行政作风就是“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

　　但天下已经是换了人间，裴矩也要与时俱进。他劝李世民，这小子是应该死，但您钓鱼执法的路数也忒不地道，明显是故意陷害嘛，您这可不是以德治国的典范啊，“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看着慷慨激昂、振振有词的裴矩，李世民有些不认识他了。

　　裴矩在隋炀帝时期的那点破事，李世民很清楚。既能改过自新，自然要鼓励一番。李世民拍拍裴矩的肩膀，兄弟，你果然金盆洗手、洗心革面了，好好干，继续努力。

　　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召集朝廷五品以上的官员，开了个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会，大大表扬了裴矩敢说真话、直言极谏的高尚行为，“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号召高级干部都要向裴矩看齐，向裴矩学习，“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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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以裴矩为标杆的官员齐心协力、前赴后继下，大唐终于在李世民的手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是为“贞观之治”。

　　从杨隋到李唐，从隋炀帝的佞臣到唐太宗的直臣，裴矩还是那个裴矩，其本心并没有变化，“非其性之有变也”。

　　变的是皇帝，变的是朝廷的政治生态。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大臣;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政治。

　　上梁不正，如何强求下梁不歪。上梁若正，下梁想歪也歪不到哪去!

　　敢说真话，敢于抗上，敢于妄议，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

　　在决定说真话还是说套话或假话之前，请先瞪大眼睛，看看你面对的是桀纣还是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