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子“莫知谁子”:历史上唯一“被阳痿”的皇帝
傀儡皇帝大都活得比较窝囊。因为皇权旁落,因为权臣跋扈,因为身不由己,因为大势已去,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无可奈何地成为“被××”的历史先驱。一部皇权沉浮史,说白了,就是一部皇权与臣权此消彼长的“被××”史。臣下一旦大权在握,腰杆挺直,皇帝多半没有好果子吃。历代傀儡皇帝中,“被登基”“被禅让”“被下诏”“被迁都”“被谋反”“被联姻”,甚至“被御驾亲征”的,均不乏其人。但是,正史中明确记载“被阳痿”的傀儡皇帝却只有一个,即东晋的司马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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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阳痿”,是被人故意说患了阳痿,是一种极恶毒、极的政治诬蔑手段。一般的男人被人说阳痿,说不行,尚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如果换作皇帝,换作国家首脑,哪怕是名誉上的顶尖人物,自然会更加颜面扫地,司马奕被废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司马奕(342~386年),字延龄,晋哀帝之弟,东晋第七任皇帝。兴宁三年(365年)二月,晋哀帝司马丕病死,无子嗣,弟弟司马奕即位。在位期间,东晋王朝内有褚太后、司马昱执掌朝政,外有大将桓温骄横跋扈,有位无权的司马奕形同傀儡。
褚太后尽管三度垂帘,观其一生之所为,不过是妇人之见;司马昱虽然终成帝王,量其毕生之建树,终究是傀儡之身;相比之下,桓温要比他们二人强硬而诡诈百倍。据《晋书》记载,桓温从有“雄略”,便是“英物”,长大后“姿貌甚伟”,尤其是成为皇亲国戚之后,更是不可一世。从晋哀帝时,桓温就开始掌权当国;到了司马奕时,桓温更是权倾朝野。中国最恶毒的那句“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资治通鉴》),《晋书》作“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便出自他口。
司马奕即位时,东晋王朝正处于皇权旁落的风口浪尖。当时,桓温身兼数职,从部队到后勤,从中央到地方,东晋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都在他掌控之中。大将军桓温偏偏是一个狼子野心之人,在其淫威下,司马奕只能战战兢兢地看人脸色,而桓温却想取而代之。为了树立威望,为了捞取资本,桓温迫切需要一场更精彩的军事大捷。太和四年(369年)四月至九月,桓温北伐前燕时,因为决策失误,先胜后败,“损失三万余人,大败而归。”途中,桓温所部又因“行役既久,又兼疾疠,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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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运不继,焚舟而归”“军中绝粮,又闻前秦援兵将至,遂烧船、弃甲,自陆道撤退,凿井而饮,行军七百馀里,途中遭前燕骑兵伏击”(《晋书》),桓温作战报告中的虚假托词,并不能掩盖他的责任,更不能阻止他的威望大减。这次惨败,对于桓温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致命打击。一蹶不振,一落千丈,还是强做英雄,强行废立,忧心忡忡的桓温和觊觎皇位已久的司马昱一拍即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太和四年(369年)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
“将谋后举”,即废掉司马奕。通过废立,桓温可以挽回颜面,重树威望;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也最有条件坐上皇帝宝座。揣着不同的目的和共同的利益,桓温和司马昱站到了一条船上。废立,是一件天大之事;再者,司马奕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并无过错。因此,桓温并不敢贸然行动。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桓温在听取部下关于“宫阐重闷,床笫易诬”妙计后,“诬帝在藩夙有痿疾”(《晋书》),三个儿子都是后妃与他人私通所生,并将此“密播此言于民间,时人莫能审其虚实”。(《资治通鉴》)
皇帝患有“痿疾”,皇子“莫知谁子”,这是一件事关国家尊严、皇室血统和政治稳定的头等大事。褚太后得知这一宫廷“丑闻”,登时“感念存没,心焉如割”,不辨真伪地指责司马奕“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藩。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于是以皇太后的名义,行“伊霍之举”,“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晋书》)。这一年,司马奕刚刚30岁。桓温为了谋图废立、揽权夺势,出此卑鄙的阴招,使司马奕之私密器官“被阳痿”的同时,令其政治生命也随之告终。在一片欷歔声中,司马奕灰溜溜地结束了六年的傀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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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皇宫不久,司马奕三个儿子及其生母便遭桓温之毒手。不久,桓温上奏褚太后,将司马奕从东海王改封为海西县公。接着,桓温命吴国内史刁彝着意防卫,又派御史顾允领兵监管。司马奕遭此辱废,一则万念俱灰,二则身处险境,言行更加谨慎。他不仅经受住了各种和考验,还极力表现出了“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的样子,甚至生了孩子也溺死不养,以证明自己确实患有“痿疾”。桓温知其心灰意冷,无意东山再起,便没再加害他。据《晋书》记载,“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复为虞。”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司马奕病逝于吴县,享年45岁,史称晋废帝或海西公。
从一个部件“被阳痿”,到整个人“被阳痿”,司马奕的屈辱遭遇,是专制制度下权力争斗的典型写照。皇帝一旦成为摆设,成为傀儡,就注定要成为政治上的弱势个体,就难免被权臣从皇位上拉扯下来。同样,权臣一旦力不从心,濒临死亡,其曾经的不可一世也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像桓温这样歹毒的卑鄙小人。宁康元年(373年),桓温一病不起,朝廷念其功勋,决定为其加“受九锡”,但谢安、王坦之却因恨之而故意拖延,即《晋书》中记述的“闻其病笃,密缓其事”,桓温至死也没盼来那一纸“锡文”,最终“被错过”了这一无上荣光。正所谓:欺人者,人恒欺之;“被”人者,人恒“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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