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教育“官二代”，历来就备受关注。古代有见识的官员，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都有严格的家训，都期望后代都能成才，知书达理，以维系良好的家风，延续家族的良性发展。

　　力戒儿孙奢靡浪费

　　宋代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条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儿辈们见父亲这样，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皇帝派人编写歌词称颂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崔浩的慧智和长孙道生的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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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任宰相，临终时交代儿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也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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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

　　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载，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等等。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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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等等。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唯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