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多见的明君。其在位期间，头脑清醒，处事睿智，带领国家从战乱走向繁荣。故史称“贞观之治”。成功的“贞观之治”，是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总结的。唐高宗时期的史官吴兢，所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这样一部总结“贞观之治”成功经验的著作。当然，这类总结乃至赞颂的著述，多为后世所作。然而，在唐太宗当政期间，是否也有人要为他树碑立传，著书立说呢?当然有!答案是肯定的。

　　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你看，中央负责宣传出版工作的邓世隆佐郎就上表请求结集发表皇帝的著作了。邓佐郎的上书，是在唐太宗当政的高峰期呈奉上去的。这个举动不算小，自然引起了朝野的一番议论。此时的唐太宗，坐江山己经十几年了，如果再加上打天下的时间，己经是有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革命了。为什么竟没有一位朝臣挑头出来说：陛下呀!你应该出一部《李世民文集》，让我们全体臣民能够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呵!其实，也不是没有挑头的，而是大家吃不准，这位皇帝对于出版宣传其个人在这段历史上突出作用的书，感不感兴趣?有没有出书的愿望?因此，大家都执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毕竟，平白无故地上书，难免会背上巴结领导的嫌疑。在政治清明的初唐，是没有朝臣愿意背上这个嫌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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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邓世隆书读得不少，可惜泥古不化，在揣摩皇帝的脾性方面，就做得不够那么精到了，他显然没有“百练化作绕指柔”的独到巴结功夫。当然，他的“表请集上文章”，究竟是为了巴结皇帝，以讨得最高领导的欢心?亦或是真心拥护“贞观之治”，想以出书的方式来流传后世?所有这一切，现如今都是无法考证的了。

　　但贞观十二年的李世民却是清醒和冷静的，是没有被“贞观之治”的成就冲昏头脑的。一般来讲，中国的明君在位的前十年，头脑还是清醒的，过了十年，就保不齐了。偏偏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明君，虽然过了十年的清醒保险期，但他仍然是理智的。对太过于表现急切的巴结，太过于肉麻的吹捧，他显然是不会接受的。

　　还在十年前，也就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就对侍臣们讲过：“‘朕观《隋炀帝文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处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唐太宗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看过《隋炀帝文集》，文章深奥广博，以文辞看，是古之圣贤尧帝和舜帝，而决非暴君夏桀王与商纣王，可他的行为与处事，为何与他的言论恰恰相反呢?魏征回答道：君王虽然圣明，但仍能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有智慧的人愿意为您出谋献策，有勇力的人愿意为您竭尽全力。而隋炀帝自恃有才，骄傲矜持，刚愎自用，所以才会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自己却恍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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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魏征的回答后，唐太宗是这样总结的：“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关于皇帝出文集的问题，唐太宗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之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一》)太宗说的大意是：我的言论和命令，凡有益于百姓的，史册自会记录，历史自会书写，完全可以不朽于世;若言论和圣谕无益于江山百姓，就是编成文集，又有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发行于世，哪一个又拯救了国家的覆亡?为君王怕的是没有德政，做华丽的文章干什么?听了这番话，邓世隆关于为皇帝出书的上奏是什么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就在邓世隆上这份奏章的前六年，也就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秘书少监虞世南就曾经呈奉上一部歌颂唐太宗功德的著作《圣德论》，可在李世民那里却碰了一个软钉子。谁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呢!但李世民却能实事求是地估量自己。他说：“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论当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见《资治通鉴.唐纪十》)唐太宗说的大意是：你的《圣德论》把我捧得太高了，怎能把我比拟成上古的圣君呢!但是，比起近世的赖蛋皇帝来，我还是要胜过他们许多的。但你看到的只是开始，我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犹未可知。所以，他拒绝了老朋友虞少监的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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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世隆想用出文集的手段来巴结上峰，讨好高层，对于一班昏君、庸君来讲，也许能奏效。但对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明君英主来讲，对于连《圣德论》都婉拒了的唐太宗来讲，这样的手段就不顶用了。由是，李世民大笔一挥：“遂不许!”只区区的三个字，便写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清醒!同时，也为后世的执政者敲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