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对决讲究眼疾手快，而在宋代，举子考进士中状元同样也看出手快不快。宋太祖夺取天下后，对唐末五代武夫乱国的局面颇伤脑筋，便采取扬文抑武之法，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恢复隋唐旧制，开科取士。开始，宋太祖并未确定殿试这一程序，科考全过程均由礼部主持，最后只把结果告诉自己完事。但开宝六年(973年)那场科考结束后，新录取的进士到讲武殿向皇帝谢恩，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宋太祖发现武济川、刘睿等人学识浅薄，答非所问，武济川恰是主考官的同乡，这让宋太祖很不高兴。后来，又有人击鼓上诉，状告这次科考取舍不公，震怒之下，宋太祖便将礼部已经录取的和部分未录取的举子共200余人一起召到讲武殿，亲自主持，重新出题，重新考试，重新录取。此后，殿试就成了宋代的科考定制和最高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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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武夫当国，更欣赏那种下手快的高手，他确定，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要完成三个题目，谁最先交卷即为状元。

　　有一次殿试，宋太祖同时遇到了两个“快枪手”。开宝八年(975年)乙亥科的殿试中，举子王嗣宗和陈识两人同时完成，同时交卷，宋太祖犯了难，一场科考总不能出现两个状元吧?于是，颇好搞笑的宋太祖就让两人在朝堂之上打了一架，谁赢谁为状元。结果，王嗣宗摔倒了陈识，中了状元，王嗣宗因而被人戏称“手搏状元”。

　　到了宋太宗时期，依然遵循太祖旧制，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依然以出手快为取舍标准。“太宗时试进士，每以先进卷者为第一”(欧阳修《归田录》)。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科的吕蒙正，到后来的胡旦、苏易简、陈尧叟等，个个都是才思敏捷的“快枪手”，题目拿起就能动手，文如泉涌，一挥而就，皆因抢先交卷成了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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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以先进卷者为第一”，然而皇帝们的初衷并不单单是以行文快慢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他们的要求是文理顺而才思捷，即又好又快。但是凡事断章取义者多矣，又好又快落实到了下面就变成了无所谓好、只寻求快了。于是，普天下的读书人纷纷寻找成章捷径和答题良方，管他文辞美不美，义理通不通，下笔千言，胡拼乱凑，“惟以敏速相夸”，只要下手快就行。从太平兴国年初到淳化年末的近20年间，科场拼凑之风、轻浮之风盛行，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举子李庶几甚至牵头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文竞赛。他把那些将要参加当年壬辰科考试的举子们集中在京城一个烧饼铺里，以厨师烙好一个饼的时间完成一韵诗者为胜，闹得路人侧目，沸沸扬扬。事情辗转传到了宋太宗的耳边，这不是拿堂堂国考开玩笑吗?宋太宗雷霆震怒，决定采取措施来刹刹这股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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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试的时候，宋太宗特意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个字，拟了这道非常冷僻的赋题，他要看看这些平日以敏速相夸的考生们，是如何抓耳挠腮的。考题发下去不久，众考生还在眉头紧锁之际，李庶几就草草成篇，抢先交卷了。看到他那轻松得意的样子，宋太宗不禁怒火中烧，对着李庶几大声呵斥，当场他把轰出了考场。这次，文思敏捷的李庶几落了榜，作文慢慢腾腾的孙何却中了状元。从此，科考不再以答卷快慢为标准，科场“快枪手”没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