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早殇的，康熙有24个皇子。康熙的寿命特别长，老是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导致许多准备当皇帝的皇子们，等得不耐烦，于是纷纷勾结朝中王公大臣及皇亲国戚，树立党羽，以谋权篡位。

　　这种情况从康熙二十七年，和反的斗争开始，到康熙六十一年驾崩为止，这么多年中康熙没有一天不为这些皇子们图继大统的争轧大伤脑筋。

　　太子允礽，立了废，废了又立，接着又废。诸皇子又摩拳擦掌，不从父皇手中夺得最高统治权的宝座，誓不罢休。康熙为防止他们各结党羽，图谋不轨，于是又把一个个皇子关了放，放了又关。这三十多年的皇位斗争，终于在康熙帝六十一岁的冬天，疑莫能明(有说是久病加上重感冒)地驾崩之际结束，由亲信大臣、皇四子胤禛的死党、国舅隆科多公布了胤禛继位，是为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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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年，小说家对于“雍正夺嗣”的故事，写得十分离奇，说雍正把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的“十”改为“于”字，于是，凭着这个“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雍正就夺得大宝。不过，现代人把“于”字当“於”字用，清人“于”都写作“於”，足证此说不靠谱。何况照清代通例，“十四子”一定写作“皇十四子”，绝对篡改不得的。但雍正确实是使用阴谋、耍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了对手和康熙，不引起各方的注意，以免成为众矢之的，然后顺利当了摘桃子的人。

　　尽管康熙严禁任何皇子立私党，胤禛背后却拉拢着一批人，步兵统领隆科多，当时控制了京城的兵力，使皇子及其党羽，无法造反。其后雍正对于觊觎皇位的兄弟，逐一残酷致死，这都是事实。但雍正在位十三年，虽然刚愎自用，辣手及具有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政治比较安定，老百姓还能勉强过日子。

　　民国初年的人写小说笔记，爱写清朝野史，原因是禁制了二百多年不许说、说了就掉脑袋的宫闱禁忌之事，一旦可以随便公开，再加上辛亥革命成功，对满清贵族长远统治的怨怼，也借以发泄，所以“野史”的捕风捉影便纷纷出现。

　　正如《金陵春梦》在五十年代风行一时，《江青秘史》在八十年代初几乎人手一册一样，关于雍正如何豢养了一批剑客血滴子，以及登基后逐个处死、害死;大侠甘凤池如何跃入禁中图刺雍正不中;吕留良的孙女、剑侠吕四娘如何月夜刺杀雍正等等;正如北方人所说的“说的有鼻子有眼”，好像真有其事，其实只是传奇式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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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和侠客、武林的关系，没有历史资料可查。但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在皇子时代就和僧人、道士往来，在诸皇子纷纷结党谋位当中，他的活动绝不下于其他兄弟，只是手法高明，不露声色，让对手们疏于防备。

　　雍正写过“都道五湖烟水好，如何蓑笠钓汀沙”的诗句。在雍正王邸时，也曾经编过《悦心集》，把唐伯虎等人的出世诗文刊入，其中，有什么“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以示自己看破红尘，完全没有任何野心。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实在太会“装纯”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着雍正做皇子时找人画的十二幅美人条屏，画的极好(有人说是画他的嫔妃)。有几幅的背景有他亲笔写的立轴楹联，题的也是这一类诗句，署款居然是表示“看破红尘”的“破尘居士”，这是雍正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以退为进的手法。倘若，雍正也心急难耐，说不定也免不了会被康熙收拾一顿。等到一坐了龙位，他就一反常态，宣传儒家思想，拿出“四书文”来作为科举考试的准则。当皇子时刊选的《悦心集》，早就抛入废纸堆里了。

　　虽然雍正夺位的许多离奇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手段之辣，对付同胞之狠，实在是皇帝中最不近人情的一个。雍正对付曾静以及吕留良师徒，在大肆诛戮“叛逆”之外，还御笔写了《大义觉迷录》，向全国士子散发。以皇帝之尊，与几个书生讲“夷夏之辨”和孔孟之道，谁还敢开口辩驳?他因曾静而迁怒其师吕留良，把吕留良开坟戮尸，全家抄斩，不但不讲人道，连“鬼”都惨遭蹂躏。

　　历朝皇帝都以剪除先帝的心腹为要图，雍正把康熙用过的人，杀的杀，禁的禁，废的废。康熙的心腹曹寅一家及其亲属，都是被雍正“追讨欠款”逼得死的死，囚的囚。曹寅白为康熙做了那么多年奴才，结果落得家破人亡，他的孙子曹雪芹，穷愁落魄，只好写《红楼梦》发泄。历史真会捉弄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其后被儿子乾隆帝发觉不妥，悄悄收书销毁，至今少有人知，而《红楼梦》，定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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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喜欢舞文弄墨，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词人纳兰性德的兄弟、正黄旗人揆叙，曾官至左都御史，死后谥号“文端”。谁知雍正十分憎恨此人，当了皇帝后，追削他的谥号，并且别开生面地将他的墓碑磨掉，改刻“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雍正这一手，比“戮尸”还要厉害，因为石碑上“御赐”了这个头衔，“虽孝子贤孙百世而不能改了”。所以碰到一个舞文弄墨的皇帝，可能会比一个唯唯诺诺的阿斗，可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