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人报喜，是有喜大报喜，有忧不报忧：打败仗啦，闹瘟疫啦，出安全事故啦，都拼死瞒着不让上知，也不让下知;天上出现了一朵祥云，地上开出了一朵灵芝，立刻就敲锣打鼓，铙钹琴弦一齐响，借助于电视网络与报纸，瞬间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也就是说，大家报喜，这喜是发生了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宋钦宗呢，他不仅具有报喜爱好者的一切特征，比如坚守不报忧这条底线，而且将报喜这一工作提前预置，也就是说，事情是喜是悲，八字还没一撇，宋钦宗早已把喜报发布了，这边工作还没做，那边庆祝大会已经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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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喜欢报丧，宋钦宗喜欢报喜。曾国藩的喜好有点怪，他喜欢给人写挽联，老朋友老部下，活得好好的，他却把挽联给写好了。有一年，新春大吉，老伙计汤鹏来找曾国藩玩，看到曾国藩在大书翰墨，以为是在作传世绝文，伸出鹅头颈阅看，曾国藩却躲躲藏藏，一个要看，一个要藏，争抢了好一会儿，待汤鹏抢到手，一瞧，竟是曾国藩给他写的挽联，弄得好不尴尬，从此萧郎是路人。

曾国藩喜欢报丧，天下独一个。喜欢报喜的人呢，多啊，不但很是大众化，而且很大官化，唐宗宋祖、秦皇汉武，都爱好这个，为何单单说宋钦宗呢?无他，盖因宋钦宗有胜出之处。

平常人报喜，是有喜大报喜，有忧不报忧：打败仗啦，闹瘟疫啦，出安全事故啦，都拼死瞒着不让上知，也不让下知;天上出现了一朵祥云，地上开出了一朵灵芝，立刻就敲锣打鼓，铙钹琴弦一齐响，借助于电视网络与报纸，瞬间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也就是说，大家报喜，这喜是发生了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宋钦宗呢，他不仅具有报喜爱好者的一切特征，比如坚守不报忧这条底线，而且将报喜这一工作提前预置，也就是说，事情是喜是悲，八字还没一撇，宋钦宗早已把喜报发布了，这边工作还没做，那边庆祝大会已经拉开帷幕。 

1126年，也就是靖康元年，金军金戈铁马，围住了北宋都城汴京。宋钦宗直把汴州做杭州，霓裳舞照跳，后庭花照唱。当然，宋钦宗也不打无准备之仗，大敌当前，他做了很多准备：“植三大旗于开宝寺旁，皆书为御前报捷字，仍于封邱门上张御幄以俟车驾临受俘获。都人填隘于衢路顒待捷音。”仗还没打，御前报捷大旗已树，封邱门之城门上的戏台已扎好，只等着宋钦宗参加俘虏典礼，首都群众也被市、区、办事处、社区等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组织到街头巷尾，接受胜利彩排，准备演出。总之，这一切准备工作不是围绕“靖康耻”而作，全是围绕“靖康荣”这一主题展开。

可是金军不给大宋一点面子，宋钦宗与其干部精心准备的喜庆大典让金军给搅局了。大宋以为金军是给自己送喜的，实际却是给自己报丧的：大宋被金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去劫金军大营的70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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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到底也有好消息，那就是，金军打入汴京，理想不大，志向不高，只是抢只鸡弄只鸭什么的，抢到了就打回转。更好的消息是，这7000多人的部队差点保不了番号，却到底也抓住了一两个金军俘虏，所以，当有人问宋钦宗，这次捷报还报不报时，宋钦宗眼一瞪，说：报，怎么不报?咱输了战争可不能输了精神!宋钦宗虽然不善于胜利，但是敢于胜利：献俘典礼照常举行，庆功晚会照常播出。

这次战争，发生在1126年的2月1日，这个日子，宋钦宗是看好了的，是术士楚天觉给看的。

10个月以后，金军大概是把打家劫舍抢去的鸡鸭都吃完了，嘴里又淡出鸟来，于是再次挥兵南下，再围汴京。与上回单做一手准备不同，宋钦宗这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手是战争准备。他听说他的军队里有一个奇人叫郭京，郭京说他会六甲，所谓六甲，就是奇门遁甲什么的，郭京说只要用他的六甲战法，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本来宋钦宗的队伍里也是有张飞岳飞等人物的，但宋钦宗不用他们，他要用郭京。郭京是都头，大体上相当于排长，宋钦宗英雄不问出处，让郭京坐直升飞机，从排长升为将军。郭将军用人只拘一格，不管德能勤绩，不政审也不体检，只一条，生辰八字必须符合六甲，这么选兵选将，共选了7777名，这队伍里有卖狗皮膏药的和尚道士，有犯色戒犯贪戒的贪污犯与劳改犯，也有靠捡垃圾过活的犀利哥等等，是一支“巫”合之众。 

这是宋钦宗的一手准备，即战争准备。另一手准备不用说了，是胜利准备。这胜利准备与上次没多少区别，也是报捷大旗报捷典礼啥的，但有一项更完善：宋钦宗这回，叮当叮当，打造了几十辆囚车。要囚车干啥?郭京将军说了，抓住金军的少将、中将、大将，好往里塞嘛。

1126年11月23日，郭将军率领的这支六甲神兵创造了一个神话：刚出汴京城，两军对阵，只那么一晌工夫，宋军被金军杀了个作鸟兽散，失败之快，类乎神速。一国之军，一触即溃的，怕也是史上唯一。北宋大军阵地上尸首遍地，巍然屹立的，只有那些打造得精巧绝伦的囚车。

   现成的囚车摆在那里，怎么着也不能浪费啊，这就提醒了金军：这回可不能单是打个牙祭回去，还应抓几个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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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就这样被金军抓了，被塞在自己打造的囚车里，几十辆囚车一辆也没让空着，装满了宋钦宗的三宫六院，车辚辚，马萧萧，押往金军大营里去了。宋钦宗这回报喜的准备做得很大，相应的，这回报丧的后果也来得很大：北宋给报销了。

有人比较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说有大不同，咱们是喜乐文化，日本是忧耻文化。咱们的喜乐文化是从啥时候开始的?最少战国那晌还没开始，亚圣孟轲告诫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朝那晌估计也没盛行，日本与唐朝是姐姐做鞋，妹妹学样，日本啥都学唐朝，若唐朝最爱报喜不报忧，那不让日本全学了去?咱们这一“优良传统”始自何时，我推想当是大宋。北宋大政治家蔡京创造了一个理论，叫丰亨豫大，这一理论源于《易经》卦辞：“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丰，盛大之意;亨，最完美的典礼。“丰亨豫大”就是说，大宋能不能多收三五斗无所谓，会不会掏尽国库去搞庆典去搞文艺晚会，这才能决定王者是否。从蔡京开始，北宋爱上了报喜这一口，“托丰亨豫大之说，倡穷奢极欲之风，公私蓄积，扫荡无余”。比如宋钦宗，他花在报喜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比花在防患上多多了，举全国九个指头之力弄喜庆，用一个指头之力搞战备。和平时期这倒可以多玩几把，战争时期也这么玩，肯定玩完。“丰亨豫大”不是真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才是真的。

唐朝酷吏来俊臣和周兴创造了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宋钦宗自己打造了囚车，准备囚敌人的，结果把自己给囚了进去，鄙人觉得，这事可以仿照请君入瓮，叫“请君入囚”吧。请君入瓮的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请君入囚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只喜欢报喜，其后果是成为报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