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祖上姓葛肯定无疑，由单姓变成复姓的原因，《三国志·诸葛瑾传》记录了两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诸葛亮祖父诸葛丰曾任过司隶校尉(东汉时，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十三个州，因国都建在洛阳和长安，故将关中、晋南、洛阳、豫西一带称之为司川或司隶，寓从这里发号施令，统辖全国之意。司隶校尉主管国都治安和监督百官，治所在今洛阳东北)，致仕后迁居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依当时的社会风气，名人须照顾到全族人衣食住行。搬迁时，族中人大都相随。该村原有很多葛姓人家，大概是投靠了同宗。诸葛丰是社会名人，找他的外地人自然就多，打问中，社会下层难免有人不知道，知道的就说:“嗨，村那头那几家姓葛的嘛!”“那几家”是今天的口语，当时的口语是:村那头诸葛家嘛!诸家是不确定数词，相当于今天说“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在姓氏的演变过程中，说的人多了，诸葛就成了这几家新搬迁户特有的姓氏(《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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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葛婴是其重要将领，多有战功，不幸蒙冤被杀。西汉王朝建立在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当然不会像历代统治者那样，诬蔑陈胜、吴广为贼。相反，对其功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承担了相应的善后事宜。汉文帝时，有人提出了葛婴的冤案，遂给以平反昭雪，追录其历史功绩，封其孙为诸县(今山东诸城)侯(侯爵中的第二等，依次为都侯、县侯、乡侯、亭侯和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因为封地在诸县，这家遂成为县内首屈一指的望族，县名与葛姓就连为一体成为诸葛姓氏。这种习惯在后世姓氏已稳定时有所演变，如袁世凯称袁项城，李鸿章称李合肥……籍贯不再作为姓，而是成为名字的借代，借此以示对其尊敬。

　　不管是什么原因，诸葛一姓在东汉末年终于形成。由于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转换，更由于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诸葛亮堂兄弟诸葛诞分别被东吴和曹魏夷灭三族，此两支仅留诸葛乔、诸葛靓两人幸免杀戮，所以虽延续了1800多年，中国姓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

　　躬耕之地在何处

　　由于诸葛亮是历史名人，其隐居躬耕之地陆续建立起两个，一个是襄阳(今湖北襄樊)附近的隆中，一个是南阳(今河南南阳)附近的卧龙岗。两地文物都有依据，襄阳隆中有《隆中对》作证，既称《隆中对》，当然是在隆中躬耕。南阳更有自己的依据，而且是两个。其一是，水镜先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候，曾经说道:“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伏龙即卧龙，特指诸葛亮，凤雏则是指庞统。既然称卧龙，当然是在卧龙岗，岗因人得名。其二是，诸葛亮在《出师表》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听听，诸葛亮亲手所写，白纸黑字留传于世，焉能有错?理所当然，躬耕之地在南阳卧龙岗无疑。

　　两地都言之凿凿，皆不容有它，但诸葛亮没有分身法，不可能同时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两个地方。显然，两个茅庐必定有正误区别。

　　到了清代，襄阳进士顾嘉衡被任命为南阳知府，襄阳、南阳人都要他对此明确表态。这是个两为其难的棘手事情，家乡要回，地方官要当，一语不慎，不是得罪了这边，就是得罪了那边，而得罪哪边都吃不消。左右为难中，圆滑世故的顾嘉衡写了一副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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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在朝廷，原无论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这副对联，如今就刻于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内。模棱两可、两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但疑案依然。

　　中国人大都熟悉《三国演义》，难免有人想从这部小说中得到正确答案。遗憾的是，罗贯中先生又将两地混淆起来，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三次提到前矛后盾的诸葛亮隐居之处。一处说:“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一处说刘备“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另一处又说徐庶怕诸葛亮不肯出山，“遂乘马直至卧龙岗下，入见孔明”，为刘备说情。

　　其实，这个问题历史上早已廓清，只是后人少有熟悉史书《三国志》者，故而争论着不该争论的问题。准确地说，隆中在今天襄樊西边13公里的岘山东麓。诸葛亮所谓的“躬耕于南阳”，原说的是大地理概念，相当于你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西安一样，没必要再说长安区某某乡。当时荆州(治所在襄阳)下辖七郡，南阳郡是其一郡;南阳郡下辖37县，西南方邓县是其一县，隆中在邓县地界。所以说，诸葛亮说“躬耕于南阳”并没有说错，不在南阳卧龙岗而在襄阳隆中的结论也没有错判。东晋习凿齿进行了考证，他在《汉晋春秋》一书中明确指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了这一说法。

　　再推论一下，诸葛亮有无可能躬耕于南阳卧龙岗?

　　当时，占领南阳的张绣已投降曹操，换言之，这里是曹军防区;而襄阳是刘表地盘，两地相距三四百里。刘表收容刘备后，因惮其“枭雄”特征，不敢放在自己身边，就派他到襄阳与南阳之间的新野驻屯，目的很明确，利用他遏阻曹军。刘备曾投降曹操复又反叛，并夺取其大后方徐州，曹操对他恨之入骨。故此，曹操在与袁绍的官渡之战正为激烈时，仍抽调部队击败刘备夺回徐州。刘备狼奔豕突中投降袁绍，又借口为之联络刘表共击曹操而到了荆州。套一句现代话，刘备是曹操通缉的在逃要犯，他敢只身去南阳三顾茅庐吗?这如同投羊于虎，有去无回。如果带兵去，则难免会发生战争，以刘备微弱的兵力，断不敢冒这个险。更何况，两地之间并没有发生遭遇战之类的记载。再说，如果诸葛亮远在南阳卧龙岗躬耕，在信息闭塞的东汉末年，两地相距三四百里，襄阳名士司马徽断无法知道诸葛亮;即使知道也只能对刘备说“彼间自有伏龙”，而不能说“此间自有伏龙”。

　　显然，卧龙岗躬耕一说不能成立。但南阳卧龙冈已存在了几百年，并有丰厚的文化沉淀，当然就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后人没必要扬彼抑此。

　　诸葛亮怎样到襄阳的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早孤，其叔父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职时，带了他与弟弟诸葛均一同南下。后来汉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诸葛玄在离职之后，带着两个侄儿前往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均“躬耕陇亩”。

　　《献帝春秋》中说法与此截然不同。该书记载，豫章太守周术病死于任所，刘表上奏朝廷推荐诸葛玄继任。由于豫章郡属扬州辖区，是袁术的地盘，大概是得到袁术的首肯，批文未下来就造成既成事实。但汉王朝不予承认，而改任朱皓。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打进豫章，诸葛玄兵败后退入西城，西城民众群起造反将他杀了，并把首级送给刘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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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分析，后一说更接近事实。如果诸葛玄去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自会受重用，而陈寿只字未提其任职。诸葛亮要进入荆襄的上流社会，曾经使尽了浑身解数，以至于不惜迎娶黄承彦膝下面黑发黄的丑女子作为妻室，通过岳父的引荐，才在上流社会有了名声，并结交了徐庶、庞统、石韬、孟公威、崔州平等社会名流。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诸葛亮在荆襄一带留下了诸多话柄，人们编出歌谣加以奚落:“莫学孔明择妇，正应阿承丑女。”如果诸葛玄去了荆州，那么诸葛亮进入荆襄上流社会岂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回?

　　叔父被杀于豫章西城一事，对诸葛亮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愿意提及;陈寿的史料，来源于诸葛亮口述，他语焉不详，陈寿只能照录而已。《献帝春秋》的记载来之于史官，史官资料来之于刘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叙述出具体细节。由是观之，后一说更接近历史事实。

　　是三顾还是自己投奔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盖源于此。

　　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说，即刘备屯兵樊城时(司令部扎在这里，军队屯驻于新野)，曹操刚统一北方，诸葛亮知道，荆州是下一个目标，而刘表性格犹豫，不懂军事，故而特去找刘备。刘备同诸葛亮素无交往，且见他年轻，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并不经意。在其他人走后，诸葛亮独自留了下来，刘备也不闻不问，只在那里编牦牛尾巴。诸葛亮问:“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扔下牛尾巴答道:“这是啥话，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接下来，在一问一答中，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对》的制胜方略。这段内容载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