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元璋的历史形象,为何正史往往将他塑造成仁义的明君?
关于朱元璋的历史形象
正史往往将他塑造成仁义的明君
野史则把他描述成残忍的暴君
关于朱元璋的历史形象,一直以来都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
正史往往将他塑造成仁义的明君,野史则把他描述成残忍的暴君。清人赵翼就曾困惑地评价道:“盖(大概)明祖(朱元璋)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不少现代人也因为这种矛盾而产生了误解,认为有关朱元璋的“黑材料”都是清代官方的刻意“抹黑”。
不少现代人把朱元璋形象的“丑化”归结为清朝官方所为,尤其将矛头对准了“禁书修书”的乾隆帝
但事实上,从明仁宗洪熙朝开始,朱元璋的历史形象就已经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
在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形象无疑是俊伟光鲜的。明朝的官修史书《明太祖实录》就称赞他是五帝之后,带有圣人基因。明初的文人士大夫更是在《洪武圣政记》等私人著述中吹嘘他德行高尚,功绩震古绝今。
而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朱棣又进一步将这种个人崇拜推向了高潮。在永乐朝成书的《天潢玉牒》中,不但罗列了朱元璋礼贤下士、勤奋好学、徐怀纳言等优秀品质。还记录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神异事件,试图利用“天命所归”的暗示,把朱元璋的个人形象“神格化”。
除了极力美化朱元璋外,《天潢玉牒》还特地把朱棣的生母说成了马皇后。这种与史实不符的记载,反映出该书浓烈的政治倾向。
洪武朝对朱元璋的各类溢美之词尚可理解,毕竟他终结了元末乱世,创造了和平的局面,国计民生都因此得以复苏。再加上朱元璋喜好严刑峻法,大搞政治,文人出于避祸的心理,也不敢妄谈国事。
但永乐朝对朱元璋的夸大吹捧就颇值得玩味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朱棣起兵时打出的口号就是恢复洪武旧制,另一方面则源于朱元璋和朱棣在作为上的相似性。
朱棣很清楚,褒扬太祖就相当于褒扬自己,抨击太祖就相当于抨击自己。所以,永乐朝吹捧朱元璋的风气超过了他在世的洪武朝,达到了历史顶点。
和朱元璋一样,朱棣在位期间不仅事业有成,同时也杀戮了大量政治异见者。
不过,明朝对朱元璋的这般吹捧也就只维持了约半个世纪。自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开始,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洪熙朝到成化朝的六十多年间,虽然文人士大夫仍然对朱元璋褒扬有加,但批评的声音也逐渐流传开来。
永乐朝以后,明仁宗和明宣宗为了重建士大夫阶级的道德标杆,平反了深受朱棣的建文朝大臣。原本被封禁的建文朝著作,也随之得到了解禁。这些著作揭露了朱元璋在位时期的不少冤案,对后世评价洪武朝的政治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例如,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就涉及了大量洪武朝的“黑材料”。它了洪武十五年发生的“空印案”,提及了许多朱元璋不纳忠言、乱杀谏臣的史实。这些事件株连甚广,被杀和被流放的官员达数千人,但洪武、永乐朝的其他史料(如官修《明实录》)却视若无睹,没有加以记载。
方孝孺的著作揭露了洪武朝的很多未载于正史的“黑幕”。
伴随着对建文朝臣子的平反,尤其是明代初叶那种紧张的政治风气逐渐松弛,文人士大夫不但有了阅读《逊志斋集》一类黑材料的机会,还大量以之为依据,用来批评朱元璋时期专断暴戾的执政风格。
特别是正统朝发生“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政治日趋腐朽,国家实力逐渐衰微。文人士大夫阶层受此影响,不再沉溺于对皇帝的个人崇拜,反而试图从前朝事例中寻找经验教训。从很多当时留下的论述里可以看出,中明的文人士大夫表面上批判的是朱元璋,实际上是想用朱元璋的例子警示本朝皇帝。
自明英宗以来,明朝皇帝昏招迭出,致使文人士大夫不得不反思过去一味给皇帝“捧臭脚”的政治风气。
当然,这些关于朱元璋的“黑材料”也并非全无问题。特别是有关洪武文字狱的记载,存在明显的夸大,甚至互相矛盾。后世有关洪武文字狱的大部分故事来自于《朝野异闻录》和《闲中今古录》一类的野史。现代明史专家经过对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了发现洪武文字狱确有其事外,也从这类野史中发现了不少杜撰的故事。
而且越到这段“平反浪潮”的后期,对朱元璋的杜撰式“抹黑”越严重。尤其是在中晚明,出现了肆意篡改书籍的风气,导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把朱元璋丑化为一个粗俗的流氓。相比前期的客观还原真相,后期的朱元璋形象已经变得惨不忍睹。以至于著名明史专家陈学霖认为:“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史料不宜轻信。”
讽刺的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纪,随着明朝北部边疆的战局日益吃紧,特别是明亡以后抗清形势的需要,文人士大夫对朱元璋的评价再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成了一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英明形象。这也使得明代朱元璋的形象,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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